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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研究院資訊科學研究所 1994年4月6日

電子佛典中處理中文版本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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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佛學與佛典

根本之佛典,唯印度梵文或巴利文寫成之經、律、論等三藏。然而,就古代佛學內容之深之廣,和理論之嚴謹而言,其精華恐怕集中在印度和中國【註一】。近代佛學之興起,肇自十九世紀初歐洲學者,他們以語文學和文獻學之研究方法,對治梵文和巴利文之佛典。這種研究方法,有類於我國對治古籍的考據之學。由於佛典涉及多種語文,如:梵文、巴利文、藏文、日文、漢文等等,並跨越千年以上之時空,此法遂成為近代佛學研究的基礎功夫。

之後,藏文資料漸經發掘使用,對佛典義理之學的研究亦逐漸開展,在研究方法上也因而頗有增益變化。近年來,歐日美澳各地區均有相當的研究規模,研究成果漸碩。可是,對於中國漢文的佛典,則一直沒有得到應有的重視【註二】。有鑑於此,有識之士遂於五、六年前倡議建立計算機中多語文大藏經(即電子佛典)。目前,巴利文、藏文和泰文之電子藏經已有成績,而漢文的電子藏經一則由於數量龐大,二則因計算機處理漢語有諸多問題,而遲遲未決。是故發展漢文電子佛典的處理技術,仍為目前佛學研究的重要命題。【註三

我國自漢桓建和元年(西元147年)傳譯佛典以來【註四】,歷代皆有譯述。然而,六朝以前之譯品(稱為古譯)良莠不齊,至唐玄奘(西元600-664年)之後,始有較完備之譯經制度,並產生較優良的譯品【註五】。然而,除語文有隔的原因外,佛典之翻譯制度之良窳,譯者領悟之深淺,和時空之差異等原因,常致使一部經有數種譯本。例如:《華嚴經》有40卷,60卷,80卷等不同之譯品,又如《首楞嚴經》有九種譯本等等,不勝枚舉。當然,我國擁有之佛典並非全由譯得,國內撰寫之論著並無上述的譯本問題,但是由翻譯而產生的版本問題卻是我國佛典的特色。

至於佛典之流傳,在宋以前多靠手抄本及零星之彫本,刻於石上更是一特色。自從宋太祖發起刻印《蜀本大藏經》後,宋元明清各朝均有數起官方或民間起刻《大藏經》之事,故各種《大藏經》之版本即不下十餘起【註六】,若將海外典藏計入,如日本和高麗之藏等等,則為數更多。雖然佛典有如一般古籍,常經兵災之厄而保存不易,又經輾轉傳誦抄刻,難免有失真偽誤之情,然而佛典較一般古籍有利者,即在於海內外各大藏版本可提供蒐輯遺佚、底本互勘、和群籍釣稽之機會。可是,要做到些事,只靠人力是不太可能的,如果計算機能夠協助處理多版本問題,將大有助於佛學之研究。


註一】吳汝鈞,《佛學研究方法論》(台灣學生書局 1982) 第107頁

註二】同註一,第198頁

註三】美國加州大學柏克來分校 Lewis Lancaster 教授從事多語文電子藏經計劃已有多年;台灣佛光山亦有〈中文電子佛經〉之計劃;日本花園大學 Urs App 教授亦從事漢文佛經之研究,並出版 The Electronic Bodhidharma 可資參考;台北中央研究院資訊科學研究所之文獻處理實驗室也在1988年起從事電子佛典相關之研究,並製作佛經全文資料庫。1994年1月, TEl/SGML 工作組特別假香港科技大學邀集美、日、韓、馬、港、台各地學者研究漢文電子佛典之事.

註四】有關開始譯經之年代,其實有多家說法。可參考:1)梁起超《佛學研究十八篇》(台北,中華書局) 2)高聞天,《般若波羅蜜多心經釋要》(台北,大學蓮友社,1987) 3)呂徵《佛學泛論》(台北,三人行出版社,1974)

註五】早期譯經情形可參考 贊寧《高僧傳》卷三

註六】呂徵,《佛學泛論》(台北,三人行出版,1974)第28~31頁;倓虛大師述,《影塵回憶錄》(高雄淨宗學會,1992)第421-449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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