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盲目追趕流行

表面上，我們的傳播事業很進步，各種最新的傳播科技設備一應俱全，而我們的電信事業也很發達，電話、傳真、行動電話，乃至各種視訊設施的使用率亦很高。儼然資訊時代已然來臨！

事實上，我們的傳播基礎建設卻相當不健全。以有線電視的發展為例，自民國七十七年七月直播衛星引進迄今，由小耳朵、中耳朵及大耳朵的非法裝設到合法設台，有線電視系統已多至數十家頻道，卻因有線電視法在立法院案牘等候通過立法，而無法可管。除了立法的問題外，硬體技術的管制規範(regulation)，軟體節目的規畫，從業人員的培訓、教育，觀眾的服務及經營者和管理者的權責劃分等都各自為政，毫無規則、規範可循。如此發展下去，儼如中小企業一般自生自滅，難怪大小傳播公司林立，能成氣候的沒有幾家，最後還是演變成財團收購，獨佔、瓜分的局面。傳播事業在唯利是圖的經營前提下，使得我們的通俗文化日趨下流，或淪為文化殖民的下場；過去是好萊塢影片的獨佔市場（盧非易，民86），現在的日片、日劇則有後來居上之勢。

網路媒介在國內的現況與有線電視如出一轍。網路媒介之引進時間很短，數年內，上網人數（用戶）已達70萬（至1996年底），可是網路素養卻不是網站提供者、推動者和使用者所關心的。

廣電媒體業者的態度是：不會坐視不管，稍見規模者都會投資一筆小錢，上網看看（陳宏亮，1997:19）。他們考量的是如何投入網路，而不是該不該投入。廣告業界，則多從網路行稍的觀點研究投入的時機。

學術界由於台灣學術網路的免費、方便，幾乎人人都開始學習利用這種新媒介。有些教師更大力鼓吹學生上網做作業、考試。此外，教育部也大力推動送e-mail到中小學。而民間的兒童日報也搶搭熱潮列車，於今年初(86)改版為兒童電腦日報，以推廣「兒童學電腦」的理念，和資策會合作，每天刊出電腦學習教室及各種電腦相關資訊，其中並以連載方式刊出微軟公司總裁「比爾•蓋滋」的童年故事。

國內如此全面的網路風潮，舉世罕見。這正是缺乏省思，一味追逐流行的文化反映。人們狂熱於新科技之際，可曾思索過：為什麼用它？該如何使用？用它的利弊？研究生寫不出條理清晰、內容豐富的作品時，宣稱因不用電腦寫文章之故；大學生在電腦上查詢不到書目時，就以為國內沒有某一本書；教授的電腦遭駭客侵入後，不得不叫學生延後再交一次報告……。一般人不思新科技之適用意義，倒也情有可宥，而科技決策者和教育人員也盲目趕流行時，就值得憂心了。

此種現象正是開發中國家的普遍特徵，也是科技社會發展過程中的必然途徑──科技技術硬體可以整批購買、移置，科學態度、科學精神無法短期生根。同樣的，進口節目軟體容易，自製夠水準的節目卻需要制度及人的配合，如此，在市場導向下，逐漸喪失自己的文化。如果國家發展過程中，缺乏自己國家的哲學思想，沒有定見，所謂的傳播政策總是在歐美的經貿壓力下修訂，傳播門戶洞開，任憑文化帝國主義的傾銷，那麼淪為文化殖民地的下場是可預見的。

（二）為所欲為，枉顧人性尊嚴

「在後現代的今日，我們自藝術品中最常見到的是醜惡，各式各樣的醜惡，人性中所能想到的，或甚至想都想不到的，都被挖掘出來了。他們說那是真相。……」國內著名的美學家、劇作家姚一葦(1922-1997)，在他的文章「被後現代遺忘的」（民86年）中如是寫著。

其實，何止是藝術品而已！今日的大眾傳播不也是竭盡所能挖人隱私、揭人瘡疤；總是在「新聞自由」、「民眾知的權利」的藉口下，無所不用其極報導所謂的「真相」！為所欲為的報導自由，不只曲解了新聞自由的專業責任，更枉顧「與民眾生存有關事務才是維護民眾知的權利」的前提意涵。在一知半解的新聞認知下，加上後現代主義批判解構的推波助瀾，除了「真相」，大眾傳播似乎已將人命、人性尊嚴拋諸九霄雲外，至於報導真相的目的為何，就更不重要了。

現代思潮影響所及，發掘真相的過程及發掘者個人的滿足，遠比呈現真相的結果及其對當事人的影響來得重要。如此一來，報導、發掘只為自我表現、自我滿足，社會道德、對他人的責任，就不存在了。

姚一葦的最後遺作「被後現代遺忘的」（民86年）對此有精闢的舉證。他說：「……什麼是真相？……史特林堡一九○七年發表的《鬼魂奏鳴曲》The Ghost Sonata中……的一段對話：

大學生堅持要說出他所見到的「真相」，這位純潔的、沒有做過一件壞事的姑娘，開始發抖，終至死亡。」

故事中的大學生是典型現代思想的產物，只顧自己；「一定要說」自認的「真相」，即使說出之後會致人於死也不管。這樣的價值觀，不也是國內流行的「只要我喜歡，有什麼不可以」的行事作風，與史特林堡作品中的「大學生」的自私何異？至於年輕姑娘說的「只有在瘋人院人才想到什麼說什麼」，確切指陳後現代主義的要害，枉顧教化人性的責任。事實上，理性、道德是正常人的要素，只有瘋子才不經大腦思考想到就說，根本不顧人性尊嚴。

姚一葦說：「近年來接觸了太多這種將人剝光、搗碎、撕裂，赤裸裸地暴露出它的殘陋，不知不覺也恐懼起來，人就是如此嗎？難道連一點值得珍惜、愛護的善良本性都不存在了嗎？……」

這樣的感受儼如科幻小說中，人面對機器人統治的世界而興起的喟嘆！但是，它已真真實實發生在你我週遭，出現在九十年代的台灣社會。像姚一葦一樣喟嘆的人散在社會各角落：有的逐漸離群索居，避開大眾傳播；有的逐漸關閉心靈，過一天算一天；有的還企圖力挽狂瀾，改革人心、社會。

如果大眾傳播業（含資訊業）不能自省自制，如果資訊科技的發展缺乏遠見、毫無規畫，「枉顧人性尊嚴、草菅人命、生命」的現象將不只是眼前而已，極可能成為人類永恆的夢魘！何以至此？無止境的科技研發和功利主義的大眾傳播是兩大罪魁禍首。

（三）專業水準低落，媒體形象受損

最近，在白曉燕被綁架遭殺害的案件中，大眾傳播媒體的表現引起諸多斥責、批判，進而有學者和民意代表主張立法限制新聞記者的採訪權。

白曉燕案件中，各媒體人員竭盡所能追蹤、跟監；追蹤、截聽警方無線電通話，跟蹤案件關係人，甚而緊迫釘人加入辦案行動，造成警方和當事人的困擾，影響破案時機。案件曝光之後，即使在社會大眾的交相指責之際，大眾傳播媒體依然我行我素，時時刻刻把案件鉅細靡遺報導出來。白曉燕的屍體被發現後，電視和報紙、雜誌亦大幅報導細節。其中有收視率相當高的電視台，也有銷路數一數二的大報，甚至刊出裸屍和截指鏡頭照片……，更有受過新聞教育的資深記者，以揣摩受害人心路歷程的筆法，撰寫所謂的「調查報導」。

各媒體在白案的熱門顛峰期間，曾針對媒體的社會責任及新聞報導的分寸進行討論和自我批評。可是，自我檢討之同時，依然故我；還是不斷違反新聞專業意理，繼續煽情、渲染新聞事件。

大眾傳播媒體對白曉燕悲劇的新聞處理方式，不是個案，不是特例，而是普遍現象；之前的彭婉如命案、劉邦友命案，均如出一轍。不只是重大刑案、社會事件如此，政經文教的重大新聞亦是。

綜合而言，其新聞處理方式有下列特點：

1. 全程報導；派出大批工作人員全程監看、採訪。不分輕重，大量、大幅呈現於媒體上。
2. 機動報導；視聽媒體隨時插播或不預先告知而更動原定節目，報紙媒體則增張或減少其他資訊的版面，甚或以號外出報。
3. 團隊合作；臨時徵調不同路線的記者或其他部門的工作人員，擔任不同角度的報導工作。
4. 爭搶獨家；不問新聞倫理、不理報導目的，不經慎密查證，一切以獨家為先，更正、道歉事後再說。
5. 煽色腥第一；消費者需要、喜歡至上，銷路、報份和收視率才重要。

由上述的內容可知，媒體不再視閱聽人為讀者、觀眾、聽眾的傳統意涵，而改以「消費者」看待；一切以經濟學的供需理論為依據，商業化、功利主義成為媒體的經營哲學。在此情況下，媒體自然不再以「教化人心，服務大眾」為優先考慮，而投「消費者」喜好的服務、娛樂功能則得以盡情發揮，連新聞的「告知」功能也包裝成訴諸原始人性的訴求，才符合消費者喜好。

今天我們大眾傳播媒體之表現與美國百年前的黃色新聞如出一轍，為了競爭而拋棄了其社會責任。何以至此？其來有自。從報禁開放，從直播衛星引進，有線電視市場開放以來，中外人士都想介入我國媒體事業，分食媒體市場大餅。而政府的傳播政策搖擺不定，法令規章的修訂跟不上傳播科技的更新，加上新的媒體機構擴增數倍、需人孔急，一時之間，不論受過媒體專業教育與否，人人都成了媒體從業人員。此外，由於多數媒體機構缺乏系統的員工職前、在職訓練，新進人員立刻上手工作，爭相表現……惡性循環之下，原有專業意理認知的人員也被迫放棄原則、隨波逐流，甚而迷失於煽色腥的媒體爭奪戰中。

過去我國的媒體經營受時代影響，主要因政治因素考量，而僅由特定少數人士獨佔；像新聞紙許可證及廣播頻道分配制。經過四十多年的獨佔經營，已形成特有的媒體所有權生態。即使財團介入、市場重新分配，目前的媒體生態仍脫不了以往的經營型態。

以廣播為例，多數電台所有人因過去政府的特許證擁有經營權，多數以家族企業方式經營，父傳子、母傳子（媳），親戚妯娌不只擁有股份，還身兼要職（如業務經理、節目部主任、副總經理、副董事長等），甚至連家族的相關機構之廣告也由電台播出。其他員工雖為專業背景（廣電新聞專長），卻往往擔任基層角色。至於各時段的節目內容，多數以成本低廉的外製外包充數，電台所有人有如房東出租房屋（時段），坐收租金。有的電台所有人會更新硬體設施、改善工作環境、提供基本員工之所需（如錄音間、播音室、電機房等），有的電台負責人則因陋就簡，能省則省，一切由節目主持人張羅。

廣播的生態也反映在原有的三家無限電視台。雖然在硬體設備、員工薪資福利及制度上，電視台優於廣播電台不少。但這也是因為媒體規模及營收獲利差別大之故；廣播電台的規模和獲利根本無法與電視台的相比。

過去，電視台的經營方式也是以外製外包佔多數，電視台坐收時段費、廣告費……如果當時政府的廣播電視法，沒有限定其新聞及節目必需自製的話，很可能也會外包製作。如果不是市場上沒有足夠的節目製作社，各電視台也不會設立自己的節目人才（含演員）訓練班。

簡要言之，過去的廣電媒體幾乎沒有長期栽培廣電人才的部門，一切多以營利為目標。但在法規的要求下，廣電媒體尚能發揮其告知、教育、服務及娛樂功能。此外，過去有特許制度的保障、競爭有限，廣電媒體的表現大都符合規範。

過去，我國的傳播法規多抄襲自美國、英國，其中又以美國聯邦傳播委員會(FCC)對大眾傳播媒體的管理、規範為準則。如今，美國的FCC自1980年代雷根政府時，已逐步放寬對電訊傳播的管制，其傳播政策中對新資訊科技的態度，是交由市場(market forces) 決定(Demac & Sung, 1995:281)。這樣的政策考量，是相信新資訊科技的市場將自行發展出一套政策來，實在無須政府訂定。

美國的政策哲學是否適用於我們，有待深思。從資本主義的市場經濟理論來看，自由競爭建立在一套公平的遊戲規則之上。但是從實際操作的層面來看，高科技的市場需要龐大的資金為後盾，不只需要一貫作業程序的精密機組生產、行銷部門，還需要龐大的科技研發部門，更有賴熟稔金融股市操作的精算人才運籌帷幄。這樣的條件，豈是我國中小企業型態的媒體組織所有？

換言之，放任不管，任由自由競爭的後果，可想而知。門戶開放，任由國際財團跨國經營是其一；國內財團併購，大吃小，官商勾結是其二；高科技、資訊電腦產業跨行經營是其三。

目前，我們缺乏明確的傳播政策，而相關的法規，像出版法、廣播電視法、公共電視法、有線電視法及衛星、電訊法等，有的過時待修，有的等待立法三讀，有的剛通過卻有不適用的……顯然需要一部明確的資訊法案(Act)，既能規範原有的傳播媒體，也能適用於愈來愈普及的數位電子媒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