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資訊科技與人的處境
李英明 羅曉南
壹、資訊科技對國家、經濟和企業的影響
隨著資訊科技的發展和進步，知識被資訊化，而訊息知識（information-knowledge）被認為成為社會主要的生產力以及經濟資本。知識價值論（knowledge theory of value）取代勞動價值論成為人們瞭解社會經濟運轉的主要依據。與此同時發生的是，實用主義與生產力主義（productivism）的知識觀蔚為主流。
將訊息知識應用到經濟企業的生產與管理中，被認為是提高生產效率和生產力的不二法門。傳統的馬克思勞動價值論強調,直接的體力勞動是創造剩餘價的主要甚至是唯一的來源;不過,依哈伯馬斯（Jurgen Habermas）的看法，十九世紀下半葉以來，特別是二次大戰以後，科學和技術進一步結合，成為資本主義社會主要甚至是唯一的生產力，如此一來，科技也成為高度發達的資本主義社會抑或稱為工業社會剩餘價值的來源，而傳統的馬克思理論也就因此失去了現實的意義。不過，當科技成為社會生產力和剩餘價值的來源時，科技也相對的成為維護資本主義制度和統治權力的槓桿，其中不只是科技意識成為政治意識型態以及社會集體意識的主體內容，而且科技官僚體制也被認為是國家或企業應該有的合理組織。於是，科技失去了原先馬克思所期待的解放角色，轉而變成了維緊既有制度和權力利益的保守角色。
遠從十八及十九世紀交際時，聖西門（Saint-Simon）就從技術主義的角度建構社會發展觀點，他認為技術進步或革命是社會變革的主要動力。這種觀點將社會進步幾乎等同於技術進步，並且逐漸成為十九世紀以來西方普遍的看法，此外，這種看法被賦予某種目的論式的史觀內涵，認為隨著技術進步，人類社會已經逐步揚棄或超越傳統的社會，進入現代的社會，這是一種應然甚至是必然的趨勢。而這種從傳統到現代的發展模式和過程，更被擴大跨越西方世界，形成一種以西方為中心為模本或為取向的對非西方世界社會歷史發展的詮釋方式，認為非西方世界應該而且必須按上述模式發展。與這種西方中心的社會歷史發展觀點相對應的是一種通過社會達爾文主義為中介的帝國主義理論和實踐的出現：因為西方比其他非西方世界率先進入了以科技發展為主體的現代世界，那麼西方世界不管在道德上或權力上，都應該有相對的優位，而如此一來，西方對於非西方各種形式的控制和侵略就被視為是合理而且正當的。
目前資訊化知識已成為國際經濟大循環的主軸，而資訊化知識的商品化範圍，跨過民族或國家的界限，國際社會從過去競逐領土，天然資源，逐漸演變成為爭奪「商品化的資訊知識」的主導權；國際會中國家間的貧富差距，也逐漸由是否掌握資訊知識的主導權來加以區隔，而在這種區隔背後，又以達爾文主義作為辯護，並且賦予這種區隔一種等級關係，把商品化資訊帝國主義視為當然，而被納入這個網絡的國家地區，被迫必須靠著掌握資訊知識主導權的國家所提供的訊息來建構其集體記憶、社會集體想像和群體認同等，弱國用以對抗強國的民族主義內容將顯得蒼白和軟弱；而在這種情況制約下，弱國如果要重建對抗其他國家的意識型態基礎的話，就必須回歸到宗教的訴求上，甚至走上某種宗教基本教義的方向去。
從科技主義進一步延伸就形成生產力主義，從而認為社會生產力的不斷提高是克服社會匱乏，促使社會和諧與進步的關鍵。而與生產力主義相關連的是泰勒主義（Taylorism）的形成。泰勒主義強調，要提高生產力，就企業內部而言，最重要的就是使生產合理化、有效率以及有計劃。而所謂合理化，主要指企業內部的智力與體力勞動的分工，這種分工不僅是技術性的分工，而且應該呈現等級結構，智力工作者在權力與道德上，都應該比體力工作者來得優位，亦即後者應該從屬於前者的指揮管理之下。如此一來，企業內部的運作走的就是制度主義和精英主義，建立分工體系，並把管理權放入智識精英的手中，讓精英按計劃來經管企業。把這種觀念進一步應用到社會整體的話，就形成社會泰勒主義。這種觀點主要是將社會分成從事體力和智力勞動兩個階層，這兩個階層間是前者從屬後者的等級關係，後者在權力和道德上都優位於前者。
其實這種社會泰勒主義幾乎就是技術官僚主義（technocracy），把社會看成是一個大工廠般，應該被安置在技術官僚的管理之下。於是，所謂科學的系統分析取代了政治，技術專家憑藉其科技能力和條件來有計劃的治理社會，這樣的社會才是合理化的社會。科學技術與社會合理化操作之間幾乎劃個等號，科技的發展被客觀化成為維繫社會秩序與進步的基礎。而隨著資訊科技的發展，社會的勞動主義化與機械化獲得進一步發展。資訊被視為是組織以及經營任何事物的必要條件，任何社會被認為都應該是資訊社會，任何組織則應該是資訊組織，沒有資訊，任何事物都沒有任何意義。擁有資訊技術能力甚至是資訊知識主導權的人，就是「知識精英」，應該擁有權力與道德上的等級優位。
在另一方面，近代以來隨著科技主義和生產力主義的發展，「成長」變成是人們面對社會時相當單向度的思考方式，於是追求生產力、國民生產總額、總體經濟剩餘的成長就成為總體施政的最高目標之一。而隨著資訊社會的到來，追求資訊本身，以及與資訊有關的部門專業的擴大成長也順理成章的變成總體施政的最高目標之一。伴隨著這種成長主義而來的是企業和政府政策的量化，為追求成長而生產，為追求成長而作經濟資源和人力的配置，而這些作為都被轉化為種種量化的指標來表現。
貳､資訊科技對人的生活型態的影響
為追求成長而生產會對企業和社會構成巨大的壓力，導致生產過剩以及個人的過度負荷；於是，為了要使高生產有出路就必須使人能夠高消費。而從高生產到高消費之間，就必須通過不斷刺激以及挑起人的需求作為中介和槓桿，讓人們認為並且相信他們的確不斷需要源源不斷被生產出來的產品，並且採之種種的消費行為；這樣一來，人們就參與了維持企業和總體社會高生產和高消費的運作過程。
而在參與這個過程的同時，人們的需求是被刺激被塑造出來的。人們按照企業或產品生產者的企圖來表現他們的需求，這樣一來，人們的生活內容在某種程度上是被規定的，被支配的，而這也就是說人的生活被吸納進入了資本主義生產消費的市場循環之中，人把被規定的需求當做是自己生活的內容，人與人之間的生活區隔消失了，趨於一體化，人的生活變得千篇一律，一輩子可能就在追求買房子，買車子以及還貸款清貸款的過程中走完；而在企業廠商的強力促銷廣告下，人們會赫然發現自己已經一頭栽進所謂流行的風潮之中，把追求所謂的流行當作生活的內涵和意義。人沈浸在高生產高消費的所謂物質享受過程中，付出的代價是人的主體性的喪失，人活在被設計被管理被操縱的情況下，可是人卻甘之如飴。如果說這是一種「幸福」的話，這是一種失去主體性的幸福。
高生產高消費的運作邏緝在資訊社會獲得進一步的深化發展。資訊的生產在不少國家已經遠超過人的消費能力，不少資訊已經找不到適當的或者普遍的消費者，這不只造成了人們的資訊負荷，甚至還形成了資訊運用的浪費。人漂浮或被淹沒在資訊大海中，有不少人陷入了資訊恐懼症候群的困境之中；而更多人被迫必須追隨從電腦技術等級的提升變化，不斷更換資訊產品，消費資訊產品，深怕若不這麼做會被時代潮流所淘汰。
社會資訊化進一步使生活世界資訊化被視為當然，人的自我認同和對社會人文世界的認知也被認為必須通過資訊符碼網絡作為中介，如果更進一步激化發展的話，會進一步認為，人以及人際關係除了資訊符號外空無一物，人成了資訊傳播的中介物，而這會導致人對自己的認同充滿不確定性甚至危機，最後將造成了外在的權威取代人的主體性的現象。
在另一方面，如果我們觀察人與資訊世界的關係時，會赫然發現有不少人選擇逃離資訊世界，或從資訊世界放逐（excommunication）出來。Excommunication這個辭的古典意義是逐出教會或逐出社群，而在這裏我們所使用的意義指涉的是：因為資訊世界的形成，對人造成內在結構壓力，而迫使人自我放逐，逃離資訊世界。
溝通（communication）既是人作為人尊嚴的表現，也是人尋求自我和社會認同的中介；此外，人更可以通過溝通維繫與發展生活於其中的生活世界的文化內涵，如果把人從溝通系統中加以排除的話，等於拿掉人成為人的尊嚴以及獲得自我認同的現實基礎，人便成為活死人；因此把人逐出教會、社會或者關入監牢與社會隔離等這些對人的懲罰，其作用就在此；所以溝通與去溝通，可以作為對人的一種社會控制的手段。
而為什麼隨著資訊社會到來，人們為何反而會選擇從資訊世界中逃離開來呢？
首先是經濟向度的因素。隨著資訊使用的發展和普及化，運用資訊被認為是人生活的應然的一部份；但是資訊使用對人所增加的成本和負擔，加重人們的日常生活成本，與人們的具體實質收入增加不成比例；再而，在為了使資訊使用普及化的前提下，國家和企業所投入的預算資源，其實往往都超過其所產生的效益；此外，如果為了資訊使用普及化而使國家和社會的預算資源分配的傾斜、錯置和失當，其所導致的負作用甚至會扺銷其所產生的效益。就個人而言，使用資訊科技成本太高，比過去使用收音機、電視和電話要更難更昂貴，這是使人選擇逃離資訊世界的主要原因之一。
其次，有不少人認為和發現，在資訊特別是網路世界中，表面上似乎是大民主但實質上是一種無政府狀態，缺乏真正的具有互為主體性的遊戲規則，在這樣的資訊網路的叢林世界中，人性的幽暗面，隱晦性立分的暴露出來，偽裝與欺騙橫行，會使不少人重新選擇逃離資訊和網路世界。
再而，在資訊世界中，人的外在互動管道被資訊技術所制約和規定，人的溝通能力被資訊所取代，社會語言和肢體語言被認為是不必要的，人作為社會存在的屬性也遭到否定，人生活在抽象的「反社會」的虛幻世界中，逐漸喪失面對現實世界的溝通和表現主體生命的能力。亦即，這樣一來，人彼此相互將自己和對方排除在社會溝通之外；而更有人為了要求自己重新復歸現實世界，再度體驗社會溝通，人就有可能選擇逃離資訊世界。
此外，就如前述，人漂浮或被淹沒在資訊大海中，造成人的過度負荷，使人難以承載並且作出理性選擇，這可能導致人的緊張甚至形成資訊恐懼症候群。因此，人可能選擇逃離資訊世界，甚至從資訊世界自我放逐。
一般在論及資訊普及的問題時，都有兩種基本的設定：（1）人會欣然接受以及擁抱資訊科技；（2）人會非常樂意選擇種種獲得資訊的管道。而在這種設定下，有不少先進國家都投入龐大預算資源從事資訊基礎建設，企圖實現更為全面徹底的資訊社會，使資訊使用的階層差距縮小或取消，以及促使資訊使用價廉成本低以及普及化。可是按照以上的論述可知，人不見得會欣然接受，擁抱資訊科技以及樂意選擇種種獲取資訊的管道；而且，從資料顯示，以國家的力量進行資訊基礎建設，其所投入的預算資源並沒有獲得相應的經濟效益，其至也沒有降低人們使用資訊的成本和負擔；此外，國家資訊基礎建設並無法真正實現資訊使用的普及化，普及化的目標不但很難界定，而且更不能變成一個抽象的目標或者是國家擴大預算資源額度的工具和辯護的藉口。因此，當政府目前也強調要以龐大預算資源投入所謂國家資訊基礎建設時，應該以其他國家的經驗作為借鏡，千萬不要犯了前述膚淺的「成長主義」的錯誤，導致國家資源預算的錯誤配置。在此，我們必須強調，並無意反對政府對資訊基礎建設的投入，但政府必須以更務實而不是浮誇的態度去實際規劃這種投資的經濟效益以及可能造成的對社會的進一步負面的影響。
參､資訊科技對總體社會的影響
資訊科技的發展表現在社會學的意涵，首先主要是有關社會階級如何認定的問題，而對於這個問題一般有三種不同的看法：
其一是階級消亡論——這種看法主要認為人類主要不是通過社會個革命而是以技術革命作為中介，才能達到社會主義所期待的無階級社會。隨著資訊科技的發展，在企業內部的不同部門都能形成自我滿足的，資訊選擇和判斷的單位，決策層主要是對他們意見的組合，不再能扮演高高在上的支配角色；亦即，在公司企業內部，隨著資訊科技的發展，其內部原先等級森嚴的「管理／被管理」，「支配／被支配」的區隔將會逐漸消除；公司企業將不斷朝去極權化的方向發展，改變由上至下的決策模式；而這種現象也會在社會其他領域表現出來，打破原先以財產權利益導向甚或血統，種族為判準的人群區隔，而整個社會在舊有的人群區隔網絡被打破後，也將不斷朝去極權化的方向發展，人們因為各自以資訊科技作為載體，而且有反被支配或牽制能力，這將為整個社會從「牽制／被牽制」與「支配／被支配」關係解放出來。
其二是階級強化論——資訊社會雖然是工業社會的進一步發展，基本上並沒有改變資本主義的生產關係，以財產和資本作為判準的階級區隔並無改變。而且，更值得注意的是，資本力量更進一步突破國界，以全球作為牽制對象；階級區隔成為以全球為單位，朝更加單一化和同質化的方向發展。亦即，由於資訊科技的發展，使得資本跨越國界更為方便，全球性的資本牽制與被牽制現象更為明顯的表現出來，而全球性的人群通過「資訊－資本」各種二位一體的判準更加容易而且單一化的被區隔開來。
其三是階級再造論——這種觀點主要強調，隨著資訊科技的發展，傳統的工業，商業，農業和服務業的經濟區隔已經不合時宜，資訊業或部門已成為新的經濟領域，甚至所有的經濟領域都已經被納入資訊業或領域的制約下，都可以被視為資訊業的附屬部分。而且，以擁有資訊科技和能力的階層儼然已經成為社會的主要人群，他們在管理上以及權力行使上雖然都已經擁有比其他人群更明顯的優位；此外，資訊科技使社會生產力的傳統內涵發生變化，資訊成為生產力的主要內容，傳統的特性是馬克思奠立在財產權和資本權基礎上所形成的階級理論或經濟價值理論都必須重建。
傳統的政治學，社會學甚至是經濟學，對於社會人群的區隔方式主要有兩種，其一是從種族，血統甚或是財產為判準的水平式區隔；其二是從利益導向，把人群區隔成不同的利益團體的垂直式區隔。而在資訊社會中，人們同時遭到水平式和垂直式的區隔，在一方面，人們通過其所具有資訊科技的能力和條件被作了水平式的區隔；然後在另一方面則通過人們對於面對資訊科技的利益考量而被作了垂直式的區隔；因此，人在資訊社會中，通過這雙重區隔而呈現細胞式的社會區隔現象。人要改變其被區隔界定的社會位置，必須突破水平和垂直雙重的界限，這將使社會上下或水平的流動性區緩甚至逐漸變得更為困難。此外，隨著細胞式的社會區隔的發展，也就是人的單子化的表現，人從社會溝通系統中被區隔開來，社會溝通系統趨於細胞化，單子化以致於被僵化，而隨著社會溝通的破碎，人的社會性會被取消，人的社會存在屬性萎縮，建立在社會溝通系統中的市民社會（civil society）也會因此而趨於萎縮或甚至消失，這對於民主政治的發展可能將造成不利的負面影響；而且隨著以交互主體性為基礎的社會溝通系統的萎縮或消失，人的自由或主體性也將不保。
很明顯的，隨著資訊科技的發展，人的勞動被要求按照技術規則運作更加的成為理所當然的矛盾。近代以來，隨著科技的發展，人的工具和技術理性逐步抬頭和擴張，人的勞動被化約成技術和策略行動，人的勞動被要求客觀化，這等於是人先將自己物化而去合乎所謂客觀，有計畫的合理規則，人的主體能動性的被壓制也就成為自然的結果，人否定了自己，把自己物化，變成像機器般或技術規則以及目標策略制約下的客體，人活在一種被計畫的生命量化狀態中。而在資訊社會中，人被要求成為資訊的化身，人的物化將有增無減，人成為資訊的載體而被客體化在資訊流轉過程中，一種被計畫的生命量化趨勢將更明顯持續發展下去。
而隨著這種形勢而變的是人的生活世界的去政治化。隨著工具和策略理性的高漲，導致在交互主體性基礎上的政治辯論被取消，辯論首先被要求要符合技術規則，這樣一來變成誰被認為越符合技術規則就越擁有發言權或具有正當性，而這好比就是誰越客體化和物化，才越有發言資格。至於許多正義和道德的訴求從此因為不能被轉化為技術性的問題或被認為無法符合技術規則，而無法進入政治領域；這樣一來，甚至政治就已經從人的現實生活中被抽離開來，人生活在不許有政治和政治辯論以及技術主宰一切的物化世界中。而在資訊社會中，政治辯論被要求必須符合資訊充分的原則，參與者首先必須被要求成為資訊的化身，如果不具有這種條件就會被認為不具有參與政治和辯論的資格；政治被資訊化的結果，價值理性的向度更加被認為是多餘的，而正義和道德的訴求如果不符合資訊技術規則也會被認為是抽象和多餘的；於是，公共領域（public sphere）隨著生活世界的去政治化，事實上趨於萎縮或被取消，而這種現象與前述的人的單子化和細胞化發展是相結合的，人的社會性生活型態轉變成抽象的生活型態。
在西方古典自由主義的傳統中，市民社會（Civil Society）與國家是被等同起來的，如洛克與休模即把市民社會等同於國家，把市民社會當成國家的一個環節。但是到了黑格爾的手中，才比較清楚地區分市民社會與國家的範疇。就黑格爾看來，市民社會所代表的是體現個體性與個體利益的領域，同時市民社會也是個體學習團體行動的價值以及學習相互依賴必要性，進而參與國家機器的政治作為的一個領域。
換言之，市民社會一方面是作為私人領域及需求領域而存在；但是它又作為市民與國家之間溝通的中介橋樑。黑格爾認為，國家是作為公領域而存在的，是作為人們追求普遍利益、民族國家利益的領域，它是通過一個集中的政府機構及超越階級的公共權威來加以運作的。
西方學界將國家與市民社會的範疇區隔開來的作法，具有三種主要用意：
第一、作為分析描述的用途
此用途是作為對某種制度或社會體系的起源、過程、互動的描述。將國家與市民社會區隔開來，基本上作為是一種理想型的分析模式，用以描述社會體系之社會、政治等面向的發展過程，並為此一過程提供詮釋分析的架構。因此將市民社會與國家的區隔，視為分析描述政治社會現象的工具，往往要配合著一些實證性的證據。
第二、具有明顯的政治策略意涵
即把國家與市民社會的區隔，視為是一種策略性的輔助手段，服從於某種政治目標。例如，社會中的反抗力量可以刻意地被宣傳是社會的代言人，然後把所代表的這一股力量稱為市民社會；然後再把統治階級視為掌握國家機器的力量，最後把雙方區隔開來，並通過這種區隔批判統治階級的不是。市民社會與國家的區隔是可以作為政治策略選擇的一環，然而不只是社會反抗力量可以運用它，掌握黨國機器的統治階級也可以運用它。
第三、作為一種規範的意義
有一些人將國家與市民社會區隔，是具有政治多元主義意義。一方面不希望取消國家的存在，但另一方面又不希望國家機器的力量過度擴展。這種認知具有規範性的意義，體現對政治多元主義的期望。
通常把市民社會與國家兩個範疇分開，都脫離不了以上三種用意。
有不少人認為，資訊科技革命以及資訊溝通過程的全球化將使極權式的國家控制或壓制不再成為可能，而中歐和東歐的民主化變遷可以佐證。但是也有人認為，隨著資訊和傳播技術的發展，市民社會「分殊化」（differentiation）特性遭到嚴重挑戰，因為國家可以更有效的控制和介入。換句話說，關於資訊和傳播技術的發展與「國家／社會」關係的看法，主要有兩種看法。其一是認為可以強化個人主義和分殊化，這些原本就被認為屬於市民社會的特性，這將使市民社會能夠湧現或獲得更大的活力。其二是認為反而會使國家強化介入包括經濟在內的許多領域的能力，國家活動的範疇不只侷限於「政治─行政」系統，而是介入或捲入許多傳統上被認為應該屬於市民社會的領域。經濟也不再被認為是國家與社會之間的明顯界限，因為國家成為資訊技術和知識的生產者、消費者，這樣一來國家簡直成為資訊部門的一個環節，而很多資訊工作者也被國家所聘用或雇用。而且國家通過支持鼓勵私人資本輸入公家的公司，使公家和私人財產互相滲透，形成相互依賴和重疊的現象，積極的去規約操控經濟環節。市民社會的私有性遭到嚴重的侵蝕，私有經濟和公共實體之間不再有明顯界限，而國家與市民社會的區隔也因此遭到侵蝕，國家接收了許多傳統上被認為屬於個人、社群和社團的功能，更有甚者，由於資訊和傳播技術的發展，國家不只能更有效的行使行政權力，而且能更有效的介入個人的政治和社會自由，國家變得更專業有效率，個人的自由就會受到威脅。如此一來，傳統對於國家和市民社會關係的看法應該重新加以檢討。
上述這些爭論各自都能給人某些啟發。不過，值得注意的是，從浮面的角度看，隨著資訊和傳播技術的發展，人似乎可以更有能力參與公共事務。但事實上，不管在經濟領域或國家機器中，決策制定卻呈現更集中化的現象，其結果就是，決策的去政治化（depoliticized），從政治監督、討論和控制過程中被抽離出來交給號稱或被認為擁有資訊和傳播能力和條件的精英和專家，而民眾被認為是沒有能力去參與決策的，因此而被迫遠離政治過程，只能投入消費的行為中。這是市民社會遭到侵蝕的最明顯的表現。而這也可以被視為是公共領域的再封建化（refeudalization），去理性化（derationalized）和商品化（commodified）。
肆、資訊科技對人的理性能力的影響
在另一方面，啟蒙以來，早在笛卡爾的思想中就認為，在人之外存在著客觀的不以人的意志而轉變的世界，人可以通過客觀的途徑來加以認識，而人的理性也就在這種過程中表現出來；人與外在世界間可以建立合理性的客觀關係，而人因此所獲得的知識是客觀的知識。而在培根的思想中更進一步認為，人所獲得的有關外在世界的客觀知識，是可以被人用來預測控制外在世界，通過客觀知識的獲得與運用，人可以宰制自我，人與自我之間是一種等級關係；於是，人與外在世界關係，不只適合理性的客觀關係，更是一種技術控制關係。而在霍布斯的思想中則認為，人是物理有機系統，人的行為和生命表現，是根據趨樂避苦的原則來運作的，因此是合理性的，亦即人是自利的但卻是理性的；而當人面對外在世界資源相對匱乏，為避免玉石俱焚，人們會願意訂定社會契約來保證彼此的安全，這也是一種理性的選擇。
霍布斯認為社會是有機個體的集合體，社會運作脈絡可以從人的互動來加以掌握，而我們可以從客觀的向度來理解掌握人的形行為護互動因此社會也可以客觀瞭解和掌握。亞當斯密的經濟學，強調通過市場這隻看不見的手，人不但可以追求滿足和理性的自利，而且人與人間可以形成一種自我的利益和諧的格局，準此以觀，亞當斯密可以說是經濟學上的霍布斯。
從培根、笛卡兒、霍布斯以及亞當斯密一脈發展的思想，呈現了啟蒙以來工具和策略理性逐漸膨脹的現象，而這種形勢的發展表現在政治分析、社會分析以及企業管理分析上就是所謂技術官僚主義或專家治國論以及前述的所謂社會泰勒主義。至於這種（rational choice）思想反映在研究方法論上就是所謂理性選擇途徑的盛行。此途徑預設人是工具或策略理性的化身，外在世界是可以通過成本風險估算的世界；於是人成為估算成本風險的機器，而外在世界也成為以成本、風險和利潤為主體的市場。至於價值規範因素如果不能被轉化納入成本估算範圍的話，就會被存而不論，甚至被取消或抹煞掉。
這種理性選擇途徑，強調人會按照客觀合理性的法則去進行行為選擇，先將人客觀化以及物化，然後說人在這種客觀選擇時可以表現理性，這是一種矛盾；其次，這種途徑更將外在世界化約成可以通過成本風險估算的世界，然後認為人可以通過客觀合理性的途徑去面對它並作出行為選擇，這是另一種矛盾。再而，這種途徑從追求效用和效益最大化，以及自我中心主義去論人的行為選擇，其實並無法真正揭開人所選擇的行為目標的屬性內涵，以及人的策略和選擇的更深層的意涵和人所處的現實情境的複雜的屬性。
而隨著資訊科技的發展，這種理性選擇的途徑的聲勢獲得進一步的發展。論者主要認為，通過資訊科技的進步，人的選擇的合理性更加能獲得深化發展。人成為資訊的載體中介或轉接站，讓人更能成為估算成本風險和效益的機器。
從啟蒙以來，對方法論的討論，必須與本體論、認識論和人論（Anthropology）結合起來進行，而這四個向度在傳統上又有主觀主義（subjectivism）和客觀主義（objectivism）兩個最具代表性的流派：
一、本體論方面：
在主觀主義影響下會形成唯名論（nominalism）的觀點，而在客觀主義影響下會形成實在論（realism）。
二、知識論方面：
在主觀主義影響下會形成反實證主義（anti-positivism）的觀點，而在客觀主義影響下會形成實證主義（positivism）。
三、人學方面：
在主觀主義影響下會形成意志論（voluntarism）的觀點，而在客觀主義影響下會形成決定論（determinism）。
四、方法論方面：
在主觀主義影響下會形成表意論（ideographicism）的觀點，而在客觀主義影響下會形成普遍主義（universalism）。
以下接著再按上述四個面向逐一說明：
一、本體論是探討作為我們研究對象的外在世界，它的本質是什麼？（Gibson Burrell and Gareth Morgan, 1982: 4）
（一）從客觀主義來看：
它傾向將作為研究之外在世界看成是一個硬的（hard）、客觀的與既予（given）的世界，亦即將外在世界看成是獨立於人之外，不隨人之意志而轉移的世界，而人基本上是旁觀者的角色。
（二）從主觀主義來看：
它傾向將外在世界看成是一個軟的（soft）的世界，是人主體生命表現或實踐之場所，亦即外在世界是人主體生命的一部分，它會隨著人之意志而變化，是屬於人生命環結的一部分。把這個觀點推向極端，它可以把遭週世界看成是人主體生命創造下的產物，實踐是生命的一部分，甚至是人所賦予或詮釋的意義結構網絡。
二、認識論探討到底我們能夠獲得有關什麼樣的知識，及我們能用什麼方法去區隔知識的真偽問題。
（一）從客觀主義來看：
從這個觀點出發，我們所獲得的知識是硬的、客觀的知識，具體的像鋼鐵一般不可改變的知識，伴隨這個角度出發，我們可以很嚴格地區分知識的真偽，當人們發現存在於整個外在世界基本秩序、規則與基本關係，人就會按硬性之規則、方法去進行操作，如此社會科學之研究幾等同於自然科學之研究。
採取客觀主義的立場，又可分為證實主義和證偽主義兩種，證實主義認為通過實驗可以證明命題或假設為真；否證主義則認為任何科學實驗不可能證明命題或假設為真，只能證明其為假。不過以上兩者皆強調可以按照一客觀過程去獲得客觀知識，以區分客觀知識的真偽。
（二）從主觀主義來看：
從這個觀點出發，我們所獲得的知識是軟的，是在人的主體生命影響之下主觀的知識，所謂知識只不過是人為的心靈意識對整個外在世界所作出的理解或意義建構。將知識看成是以語言符號為主之意義結構網絡，那麼知識很難有真偽的問題，也沒有放諸四海皆準的知識，只有相對真理，沒有絕對真理。
三、人學探討人在面對整個社會世界時，人的本質角色是什麼？人的定位是什麼？
（一）從客觀主義來看：
因為其傾向於走決定論與機械論的道路，傾向將社會世界當成是外在的、客觀的、硬的、不可改變的世界，因此人在面對此外在世界時，採取的是順從的態度，只能發現此客觀世界的客觀法則，主體的研究行動已被外在環境按照機械化方式決定了，基本上在人的研究上，人的自由意志與創造空間是不存在的，人是被動性的存在著。
（二）從主觀主義來看：
因為其傾向於走意志論的角度，將外在社會世界看成人主體詮釋創造之產物，把外在社會世界主體化、人化與內在化，人就擁有主體能動性、創造性的角色。
四、方法論探討到底我們可以用什麼方法、途徑去獲得知識，而用此方式、途徑所獲得之知識，基本上會用何方式與作為主體之研究者，進行互動與交往，而它的正當性與合理性的基礎何在。
（一）從客觀主義來看：
它傾向於走普遍主義的觀點，研究者僅能按照客觀的、近乎公式化的、可以重複的方法與步驟去獲得外在世界的知識，這些方法與步驟，具有普遍有效之意涵。由於是被整個外在客觀、實在世界所決定的，故可以強調價值中立，人是順從外在人文社會世界之旁觀者，外在世界不依人之意志而改變。
（二）從主觀主義來看：
它傾向於表意論之立場，基本上認為人面對社會世界，人所能採取之方法或途徑，具有一次性，而不是重複性，人無法按照既定之模式或途徑，去獲得社會世界之知識。此觀點認為人掌握外在社會世界，其實是與自我生命作高度內在化之對話，是要進一步去詮釋、理解自我生命之意義，每個人面對外在社會世界會依整個主體生命之經驗而作解釋，故價值中立以及研究必須客觀等問題是不存在的。
一般而言，走客觀主義之途徑，很容易自覺或不自覺認為以自然科學作為研究模本，以自然科學去研究社會世界，很容易將社會世界等同於自然世界，不會對社會世界與自然作出應有之區隔，基本上，知識與真理是與客觀實體相對應的結果。客觀主義承認了在社會世界之客觀性，人必須採順從態度，去發現社會世界之因果關係。
走主觀主義的途徑會將社會世界內在化、人格化、主體化，當成是生命場所。若進一步朝人格化作解釋，會傾向把社會人文研究當作是人不斷去塑造自己生命意義之活動或過程，亦即這是意義重建之工作。
而隨著資訊科技的發展，知識資訊化，知識以資訊化為載體；由此進一步，延伸出一種觀念認為，其實知識不是來自事實，而是來自資訊，來自語言符號，事情沒有真／假，它只是「語言的」，任何事物出現在人面前，都早已通過資訊以及語言符號來呈現了；因此，實不應而且不必作出「主／客體」的區隔。前述不管是主觀（體）或客觀（體）主義者，都賦予了主體或客體世界神性，使主客體具有反資訊反語言符號以及超越資訊，超越語言符號的特性，這將使論述和具體的研究都落入神祕主義的困境之中。從這種資訊主義再往前發展，會進一步認為社會也是資訊的，語言符號的，而種種制度也是因為資訊和語言符號而成為可能，人與人之間只能通過資訊和語言符號形成連結關係，並無所謂通過交互主體性溝通互動所形成的共識或凝聚力的存在。
如果依照上述這種資訊主義的看法，啟蒙以來奠立在「主／客體」區隔的本體論、知識論和方法論，都應該被拋棄；不過，跨越「主／客體」的區隔，人還有辦法去進行有關社會人文世界或自然世界的研究嗎？沒有「主／客體」的區隔，本體論、知識論和方法論還能成立嗎？
伍､具體建議
一、開展科技官僚的人文教育，持續進行科技與人文的系列對話。
二、著手對進入資訊社會的民眾進行教化，特別著重資訊意識型態對人的誤導這方面來進行；關於此點由於受限本研究之篇幅，未得盡其所言，建請另行議訂專題專人深入研究之。
三、建立自身的資訊庫，不要過多地利用跨國性的資料庫，以免過多來自歐美的DATA BANK 對我們的文化和社會集體記憶的侵蝕。
四、組織因應資訊科技發展所引發負作用的危機處理隊伍。這個隊伍應包括經濟、政治、社會、文化、教育、藝術等各方面的人才；甚至應針對上述分類進行分組因應。
五、除了應配合資訊科技的發展，重新區隔經濟部門的劃分外，更應對社會階層或階級的分化重新加以掌握，以利各種社會、政治和民生政策的制定與執行。
六、加強研究資訊科技發展對我國和國際社會政經關係的影響，並且更應該注意其對兩岸關係演變的影響。
七、加強研究資訊科技發展對於我國的「國家／社會」關係以及「政治／經濟」關係的影響。
加強有關資訊科技發展所帶來的社會、政治、犯罪和精神疾病問題的預防。依照其他先進國家的經驗來看，經濟能力是能否使用資訊科技的必要條件之一，而資訊科技發展進一步惡化貧富懸殊的現象；此外，根據資訊顯示，資訊科技的使用，平均七成以上是男性，從而造成了性別歧視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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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 期末報告內容大要
資訊科技與人的處境 報告人： 李英明
羅曉南
隨著資訊科技的發展，人類知識的總和不再是數量龐大的資料，或是藏書豐富的圖書館。知識性的資產本身的價值將貶值，而提供知識的「過程」和「服務」的價值將看漲。
但是，根據許多研究顯示，通過資訊科技作為中介，將容易使研究思考更流於浮面或斷章取義。因為如果只通過資訊網，人們只能從事瀏灠，而無法深入全面閱讀。不管人如何努力，人都沒有辦法在電腦上讀一本書。網路出版雖然可能發展，但是真正有價值的東西，人願意花錢買的東西，還是會被印在紙上出版，在未來，網路將是廉價之地或免費之家，在網路上流通的可能都是一些缺乏商業價值，人家不願花錢去買的東西。
網路雖然可以提供人們很多材料，但也有大批垃圾，這就會迫使人必須花費更多的時間精力去清理材料，把有價值的東西挑出來；而且，網路的即時性迫使人們去注意網路上浮光掠影的變化，而無法有更多時間專注自己的研究工作。此外，網際網路對人類溝通結構也形成衝擊，使人的互動接觸面雖然越來越廣，但內容卻越來越粗淺，每個人都只有相當有限的「專注」時間長度。
網路空間本質上是反主權的；因此，資訊科技的發展和國家政府間必然會出現張力關係；而國家政府被迫必須對網路空間這種反主權本質加以控制或防患。網路空間或遲或早會被國家政府視為是外來的文化和價值觀念滲透的一種「裏應外合」的通道，甚至被認為將衝擊國家的權威以及族群建構集體記憶的能力。中共對網路空間的發展甚為敏感，把其視為西方對中國大陸進行「和平演變」的重要通道，已經著手進行管制和防患。
隨著網路服務的市場滲透程度的擴大，已經衝擊政治上層建築，各種政治力量都自覺地把上網路作為其行動步驟的一個環節，而政治人物若想在選舉中出線，也被迫必須利用網路，未來網路將會成為選舉特別是大型選舉的關鍵環節。
網路互動中另一引人關注的議題是隱私權問題；美國聯邦法規中已有規定，所有電子郵件得保有隱私權，但是這種規定卻使人必須飽受許多垃圾郵件的干擾，或者許多內容不合法不正當郵件的侵犯。而美國有不少論者認為，隨著資訊網路科技的發展，個人隱私將益發難以維護，隨時就被侵犯。從文化的角度來看，網路未來發展的關鍵在於是否能一方面保有隱私，同時又能滿足人身為消費者的需求。
網際網路改變了經濟規模，對小人物有利；因此網路經濟本質上是分散型的經濟，個體戶和小型企業會不斷湧現甚至坐大，「長江後浪推前浪」的現象將比其他領域來得更為明顯。資訊科技向前推動的速度非常快速，大規模及集中化的資本操作不再十足管用，資訊科技快速發展將促使此領域經濟發展的民主化。
資訊科技的發展，一方面使個人通過網際網路，更有機會針對公共事務發言，不必花大資金就能把意見傳播給廣大的閱讀群。這將產生某種去集中化（decentralization）的現象，但在另一方面，國家或其他各種政治、經濟和社會實體都會企圖透過網際網路來掌握人的選擇內容，甚至通過資訊科技來掌握別人的選擇方式，這又會形成或大或小的集中化的現象。這種個人和集體間生活內容選擇方式的拔河，將影響政治、經濟和社會總體運作的實質內涵。
資訊科技發展已使資訊逐漸不再是需要被運送的東西；傳統資訊都須要靠報紙、雜誌、書籍等運送，而到了數位世界，資訊可立即向外傳送，這將對政府、社會各層面特別是經濟文化造成影響，但迄今無人知道將會變成什麼面貌；有人認為，包括美國在內的不少國家就是基於對這種不確定感的恐懼而決定控制規範網際網路；但是網際網路世界與通過雜誌書本報紙和電視所呈現的世界在本質上有很大的差異，政府欲規範，但卻由於所知有限而製造更多問題，甚至被指責侵犯言論自由。網際網路世界是互動式、多向度的，含有幾百萬交點的媒體，政府建造網際網路，不過卻管不住它，電腦族永遠知道如何避開檢查。
資訊科技的發展有可能使貧富差距日益擴大，因為窮而無法享受資訊科技好處的人在經濟和工作就業上的競爭將會處於劣勢。甚至若無緣運用使用資訊科技者，將被進一步排擠在公共事務的參與之外。此外，網際網路世界中，百分之八十是男性，彷彿是男性的世界，這種現象的持續有可能促使兩性在經濟、就業工作和參與公共事務上產生更大的不平等。在能夠與日常用品如電話電視或任何一種隨身器相結合，真正成為人人皆可進入的東西前，網際網路永遠只是知識份子、工程技術專家、雅痞、熟悉電腦的人的特權，使用網際網路不會成為一種全民運動。
網際網路的發展引發了有關言論自由的新議題。其中有些人強烈反對政府在網際網路上有任何檢查與限制；而有些人則將網際網路看成是一件新的社會現象，從而認為規範網際網路最重要的規則不應由政治人物來定，而應由真正參與網際網路的人來制定，並且發展網際網路的自我規範機制。網際網路所引發的有關問題是有其特殊性的，而與這些問題相關的法律所要面對的是一些只有螢幕上出現名字，或不受地理疆界限定，而藏身在使用者密碼或特殊螢幕像後的地址，亦即所處理的標的物不是一些具體的實物。
在網際網路世界中，人們迄今都無法按照一套標準，明確瞭解在何種範圍或界限內是公領域，而從何處開始是私人領域；因此，我們不可能將傳統版權法觀念套用於網際網路世界中；傳統版權概念基本上是實體和市場導向的，只適用於書本和電影之類的對象。而且，迄今為止，網際網路是一個全球性的大拷具機制。
在網路上的互動之所以吸引人，在於這種互動是匿名傾向的，參與的人吐露心思，不必擔心有人笑他；不過，這種方式基本上只是人的娛樂工具，在這樣的娛樂中，其特質是好玩匿名不必真正負責；因此，網路社區不是真的社區；何以故？除了這種社區沒有人與人之間親密的接觸相處外，主要是因為其中有太多虛假；如果硬要說它是社區，也只是形式，當其中成員要求要發展成為負責任的社區時，這種社區就會瓦解禁不起考驗。不過，資訊網、網際網路和整個資訊工業，就如前述，確實會使社會階層分化更為清楚。
《附錄二》 資訊社會的特性
羅曉南
一、意識型態問題
（1）意識型態終結的時代—科技意識的宰制與同質化現象：在新時代中，意識型態作為一種規範人的行為的大理論（包括大一統之道德倫理原則及其他種種背景共識等）日趨解體。資訊科技日漸取代意識型態的社會整合功能，換言之，科技意識已經成為一種新的意識型態。科技意識的作用不容易被意識到、認識到，之所以如此是因為它不以「說教」形式出現，卻強調效率與實用性，以滿足個人私有化的需要（物質生活和休閒需要的滿足），並因而取代了公共性討論的說服，弱化了主體反省批判的能力，造成了公共領域的去政治化。在此，手段／目的的計算成為公共政策制定的唯一標準；例如，核能電廠的政策議題往往只偏重經濟成長價值，而忽略對此目的本身的反省與公共討論。
（2）虛擬世界的多元化現象（「同質」但又「多元」）
這種同質化社會（科技意識的同質化作用）的多元化現象表現為：透過電子傳媒資訊對實在（reality）的再現，是如此真實，以致真假不分，造成各種世界觀的繁衍、多元化和彼此的競爭。「實在」通過各種媒體的再詮譯再現，以致無法找到究竟的「真相」（更何況「非政治化」造成反思能力弱化，真假更不易分）。
結果，未來社會又顯示了以下的特點：
I）未來不確定：科技意識掛帥，究竟真相無著落，這會使未來社會充滿不確定的特性。
「資訊科技」本身為未來人類命運作界定，但誰也不知道未來科技會如何發展，因而誰也不知道，科學技術要將人類命運帶往何處？很明顯的，這是因為批當代討論資訊社會的主題只是放在「人」如何適應資訊科技，而完全忽略了如何設計資訊科技以適應「人」的需要
II）實用性判準作為唯一判準：因為「多元化」肇至諸神鬥爭，各說各話，共識難以凝聚，科學技術的實用判準反而成為最終的唯一判準。
III）權威需要：亦即對權威的懷舊和需要。因為，真亦不真，妄亦非妄，強要二分不過是不確定社會追尋一種確定感，故懷念權威、逃避自由，造成需要權威主義的氣候。
二、個體自我的形構
資訊時代因為缺乏究竟的「真理」，自我對知識的追求不是要去發現終極的自我，只是証成了「我」只不過是過眼雲煙。這又表現在下列幾個方面：
（1）自我只不過是科技的延伸：自我只是科技操縱的產物，自我從前資訊社會之「自發」的異化轉變成「計劃」的異化（planned alienation）。
（2）超我的破壞：科技管理的操控，取代了通過「互動規範」的自我實現和自我証成，科技理性使生活世界殖民化，造成意義的喪失，而將實踐問題化約成技術問題。自我受制於各種競爭的倫理、文化、世界觀，終於迷失在資訊大潮而不知如何自處。
（3）人的本質被泯沒：人不再有確定的本質，或者說人的本質即是資訊，即是過程，即是流轉，即是不斷的變化。（人成為資訊的中央處理器，不斷的接受資訊的輸入，又不斷的產出）
（4）人成為「消費符號」的動物：人對商品的消費，不再只是純粹物質生存需要的滿足，商品同時也是作為一種符號，來完成人的自我實現—「我思故我在」在此變成「我消費故我存在」，商品消費即是符號消費。消費符號最少的一群即是位於「邊陲」的一群，是被斷絕溝通（excommunication）的一群。
（5）自我歸屬感的冀求日益迫切：有限的、不確定的自我，透過種種「新社會運動」，如，家庭倫理的重建、社會道德的重整、宗教信仰活動等，來安立漂泊的自我，並且有助規範社會資訊化所擴大之人的惡劣傾向。（教導孩子自主控制不去看色情節目）
三、政治
一般認為，人對自然的宰制關係，人征服自然乃是現代社會「人宰制人」的現象之根源。而David Bolter則進一步指出：在資訊社會，「人」是資訊的處理者，「自然」是待處理的資訊。所以資本主義社會中人對自然宰制的邏輯在資訊社會依然存在，只這種宰制被符號化、資訊化。這又在政治上造成一些具體後果，可以分三方面來說：
（1）公共領域議題：有些學者以為，在新時代，公共領域勢將無可避免地表現為一種「多元化」、「去權威化」的開放空間（只論言辭的力量、理念品質，而不論身份，及以何種媒體為「憑藉」）。在此同時，公共領域也蘊含了去中介化（去守門人）、去主流化現象。但這種論斷實際上忽略了參與者本身是一種社會關係的產物。社會本身未先作變革，那麼先在的社會權力宰制關係仍會因著參與者而引介入公共領域，使符號互動化約成符號宰制。例如，公共領域的消費化休閒化，以及策略行動化。（網路的色情節目，網路的交友欺騙現象等是）
（2）差異政治議題：資訊社會出現後，傳統財產權的衝突，會轉變成以資訊和知識爭奪的階級衝突。例如，以科技官僚為主體的的能力階級（meritoracy）與缺乏處理？？能力的弱勢階級之間的衝突。由於文化符號成為新的衝突根源，亦會造成文化認同的政治表現在性別（gender）政治、種族主義、（族群）民族主義運動、同性戀議題。
（3）資訊社會的政治經濟邏輯：處理資訊社會問題時，不應將焦點孤立在技術層次上，資訊化的發展與政府的行政控制、國防體系的建立，以及資本主義國際市場的競爭有關，亦即與權力關係有關。這種權力關係的邏輯也往往會以文化符號的形式體現在資訊社會中。
例如，第三世界國家過度依賴歐美的資料銀行（data bank）：有鑒於資訊與其組織儲存的樣式是不可分，久而久之，不僅造成技術上的依賴，而且會依賴「他者」（他國）來組織自己的集體「記憶」—造成文化異化，並且影響國家主權的獨立。
又如，全球化現象：資訊社會的政經邏輯指涉了文化帝國主義的現象，文化帝國的運作會穿透民族國家的地緣政治的界線，對民族國家形成文化同質化的壓力。相應地，激發起各國（各地區）民族文化及自我認同的強烈需求。例如，民族主義與宗教的基本教義派。而在台灣這種本來有助於抵制歐美日等文化帝國主義之侵略的本土化運動，卻被誤導為反中國、反中國文化，這不僅弄錯了對象，且可能已為文化帝國主義之入侵廓清了道路。
《附錄三》
政治哲學之於資訊科技相關的問題與研究綱領
李英明
一､以電腦作為載體，導致人與知識關係的變化
1 知識屬性的變化
2 知識傳遞與使用模式途徑的變化
3 知識商傳遞主導權爭奪，影響國家/民間社會的關係
二､商品訊息知識成為社會生產力主體，導致社會階層分化與權力行使的重組
1 社會階層分化圖景的重組
2 社會權力行使方式的變化
三､以電腦作為載體，導致人的生活實踐模式與格局的變化
1 人的感性與理性生活方式的變化
2 人際關係的重組
3 人生命意義正當性基礎的解構與重建
四､商品化訊息知識成為社會生產力主體，導致國際政治和經濟結構本質的變化
1 國際政治結構的變化
2 國際經濟結構的變化
五､資訊社會的發展，導致宗教和文化運轉模式的改變
1 人與宗教關係的變化
2 人與文化關係的變化
六､有關政策的可能初步建議
1 文化與宗教改革
2 經濟政策
3 教育政策
4 外交政策及外貿政策
5 大陸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