肆、數位電子媒介帶來的衝擊

肆、數位電子媒介帶來的衝擊

科技之於人類有如水與舟的關係；水能載舟，亦能覆舟。自工業革命以來，科技為人類帶來生活上的便利，延長人類的生命，創造諸多「不可能」的奇蹟……影響所及，近百年的思潮幾乎都趨向「科技萬能」的觀點。而根據法國學者Ellul(1964)的分析，科技社會中，效率、標準化也成為人類普遍追求的目標。美國社會學者Merton(Ellul, 1964: vii)指出，現代人如果不了解科技對自己、對自己生存的世界之影響，他將感到焦慮、不安全。

事實上，現代人對科技的了解並不多，卻為科技所左右；以為科技萬能，以為有效率才是好。而資訊時代的數位電子媒介將更加深這樣的價值觀；效率、標準化即是數位媒介處理資訊、知識的最大特色。表面上，人們面臨越來越多的資訊，有較多的選擇自由。事實上，人們被迫在定型化的資訊中選擇，也因此其選擇的自由，已事先被限制在「定型化」的資訊中。文化自由人林谷芳對此有相當貼切的看法。他認為「資訊社會的一個特質是，大家只相信『數量』的力量，而忘了活生生地去面對人……」（陳淑美a，民86:96），而資訊社會中，資訊同質化使人愈加「不自由」，資訊使人變成群體動物（陳淑美b，民86:100）。

此點與Ellul的看法相當接近。Ellul認為科技把訊息系統(message systems)變成宣傳網路，即使是民主也無法逃脫其籠罩範圍。現代的媒介並不是資訊通道(information channels)，而是社會價值的宣傳筒。依此看來，民意並非人們理解資訊之看法，而僅是群眾被宣傳媒介激起的情緒反應(Christians, 1995:171)。

一、對大眾傳播的衝擊

（一）在傳播媒體經營方面

競爭加劇，跨媒體經營將成主流：網路行銷、新聞隨選、節目隨選等的服務導向為媒體新增的經營理念。

行業轉型：由傳統的傳播業進入資訊服務業；由社會責任的服務性質轉為利益導向的行銷角色；閱聽人不再是受播大眾，而是變成各取所需的消費小眾，市場區隔益趨個性化、小眾化。由專業專屬的體系進入公共資訊共享系統。

經營者背景改變：由文人、知識份子的文化人經營，轉為由工商、管理專長的商人經營。

（二）在傳播媒體從業人員方面

人員專長需求改變：由新聞傳播背景為主導的市場需求，變為「資訊處理、製造、評估」專長為要。

專業獨佔形象的改變：由獨佔傳播業、特許處理新聞資訊的專業職種，轉變為與諸多行業一樣的「資訊處理、提供」的職業（如圖書資料人員）。

工作環境改變：由集體定點工作的環境，轉變為機動、獨立、隱密的私人場所。

同業色彩模糊：由傳統的同一機構（如某電視台），同一媒體（如報業）的同行關係，轉變為因資訊主題、興趣相同而為「同行」。同時，有跨行跨國的同業，也常有「今天為同行，明日為陌路」的改變。

（三）在傳播內容方面

表現方式的改變：由新聞寫作的固定類型（如純淨新聞、特寫、專題報導等）轉變為各類文體（如小說、故事、散文、新聞體等）。由文字、圖片、影像、聲音、動畫的單一或複合型式，進入多文字、多影像等的超文件、超媒體型式。

儲存選取方式的改變：由剪貼、影印、錄製，到尋覓空間存放、建檔的繁複過程，改由電腦選取、儲存壓縮歸檔的瞬間完成。

多樣分類篩選方式的改變：由專人篩選整理的方式，變成由閱聽人自行選取，色情暴力、灰黑內容一應俱全。

（四）在閱聽人方面

閱聽型態的改變：由看報紙、聽廣播、看電視（或影帶等）的型態，轉變為「查閱、參考」報紙、「點播、選看」廣電節目的方式，進而「詳閱、剪貼」報紙相關資訊，「倒帶重聽、重看，錄製、儲存」視聽內容。

選取訊息方式改變：由傳統的被動接收，改為主動選取，像視訊選取及新聞選取系統即是。

互動性質的轉變：不只是閱聽人與資訊提供者有互動機會，閱聽人彼此之間亦可即時互動，並增刪資訊內容，由資訊接收者成為資訊提供者。

（五）在相關法規方面

傳統傳播法規勢必改變：法規趕不上科技的研發，因而難以監督、管理。資訊流通的秩序，短時間內尚難建立。

行業自律之需求提高：誹謗、侵犯隱私權、剽竊智慧財產權等將成為普遍現象。

（六）在傳播教育方面

知識領域改變：新聞傳播學門的知識將因資訊科技處理知識和資訊的方式，而有所改變。譬如寫作理論，編輯、版面處理原則、視聽訊號的處理、廣告訊息的設計原理都將面臨革命性的巨變。其他如傳播理論、新聞學、廣告學等，亦可能因超文件、多媒體的資訊處理方式不同於過去，而被修正、淘汰。同樣的，人類解讀資訊的傳統理論亦將有新的詮釋。

養成、訓練教育方式改變：過去依印刷、視聽媒介性質而規畫、設計的課程將有所改變；過去只對專屬科系提供傳播教育的方式，將可能擴大為公民媒體教育的範圍（如培養人們選取資訊、辨識真偽的能力）。換言之，傳播教育可能成為資訊素養教育之一環。

二、對社會的衝擊

（一）資訊泛濫，媒體充斥；資訊內容真偽難辨。

（二）資訊貧富不均現象將日益明顯；掌握資訊、有資訊操作能力、有資訊硬體設備者（無論是個人或國家），將掌控政經、文化資源，反之則受制於資訊富有者。如此將形成嚴重的資訊鴻溝問題。

（三）人群關係改變；人們透過網路溝通的情形將逐漸普遍，匿名、虛擬、不負責任的人群關係將形成新的社會問題。可能出現Excommunication現象，因對媒介系統、內容之不滿或遭阻絕、排斥，而與社會隔閡日深所致。

（四）社會秩序重整；資訊資源重新分配，形成新職業、新階級。

三、對文化的衝擊

過去，傳播事業被視為文化事業，其中蘊含深層的文化傳承、文化創新的意義，因此，傳播事業經營者、從業人員以及其相關業務，都有特定的行業規範、專業要求。如今，跨媒體、跨國家，只要有資金，不論任何背景，人人都可透過數位電子媒介，超越國界，避開法規，成為資訊的提供、接收者。如此一來，長久下去，對文化必然造成深遠影響。影響所及：

（一）文化低落或提昇：就通俗、流行文化的發展來看(O'Connor & Downing, 1995:12-14)，語言、文字將趨於通俗、低落（此點可從大學生使用BBS的內容分析證明）。同時，一些新創的符號語言（如情緒符號）將從數位媒介延伸至一般生活中，成為當代流行文化的特色。

（二）文化多元：不同族群（如年齡、職業、喜好）的形成，不同價值觀的凝聚，是增加文化的相互主觀性(intersubjectivity)？還是加深歧見？

（三）文化霸權、文化傾銷：西方先進國家的文化產品，在其政經、科技的優勢之下，傾銷第三世界或其他國家，形成文化帝國主義的局面，而被傾銷的國家則成為其殖民地，逐漸喪失自己的文化特色(O'Connor & Downing, 1995:14-17)。

四、對國家發展的衝擊

資訊科技的力量無遠弗屆，對國家的發展必然影響不小。國家大力推動資訊建設之際，實在應有政策思想為前提，政策方針為目標，其中對科技的省思及其對民族文化之影響尤為重要。

以伊朗為例，伊朗於1959年引進商業電視，在政府給予五年免稅的保護政策下，不斷推展美國消費市場的觀念。電視儼然是西方消費價值觀的混合體；廣告強調消費，節目內容則以美國影片及電視劇（如「我愛露西」）為主。由於一些研究的反應，伊朗王室憂慮這些西方資本主義的價值觀可能危害其本國的文化，因此撤銷私人商業電視台的特許而由政府接管。不過，在政府接管、運作下的電視台一樣西化。為了控制政經的資源，電視節目內容輸入大量西方娛樂節目為主，如此做遠比自製批判性的節目安全。

王室希望藉由媒介推動國家現代化的發展計畫；從傳統到現代的改變，卻失敗了。由於「假現代化」(psuedo-modernization)的政策策略，忽視現代化深層基礎結構的改變，只注重浮面、表象的形式改變，所以導致政變、革命。Mohammadi (1995:375-377)歸結其原因是：傳播與國家發展的模式，是以西方的政經文化框框移植到第三世界社會，其中最大的錯誤是忽視文化內涵差異，強迫人們模擬西方的生活模式及行為態度。一般以為，傳播可以幫助人們在社會變遷中建立新規範，找到平衡、和諧。但是伊朗卻是失敗的特例，伊朗人「不要東方，不要西方，只要伊斯蘭」的口號，充分反映了「文化認同」的人民心聲。如今的伊朗，重回傳統、閉關自守；阻絕於國際社會之外，豈是當初現代化的預料？

同樣的，國家發展過程中，新科技的引進及推廣，有賴本國政經、文化、社會的基礎結構為後盾，否則難保伊朗的悲劇不會重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