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關大眾傳播媒介與科學方面的書籍，以任教於紐約大學的奎包姆教授【Krieghbaum，1967】的「科學和大眾媒介」最具代表性，其內容涵蓋了科學各個面相的討論，像科學新聞的緣起、科學新聞的本質、科學新聞的傳播、科學記者和科學作家、科學家對科學新聞的態度、科學新聞的批評和阻礙，以及科學新聞記者的教育及其未來等都有詳細的討論。【註：本書已有中文譯本，謝瀛春譯，1994 年，遠流出版。】由於奎包姆是新聞背景出生，因此這本代表作的著眼點在科學新聞上。同樣是探討科學和大眾媒介的關係的另一本著作，則是由一位動物學家執筆。古德菲爾德【Goodfield,1981】的「科學與媒介」則強調大眾媒介的社會教育角色；她的理念是：科學界有沈重的責任了解媒介的角色並符合其需求與標準，而媒介亦需認識到科學研究、科學發現的方法及其限制。

此外，所有有關科學新聞的研究，都或多或少探討到大眾傳播媒介和科學的關係。像1957年由全國科學作家協會（National Association of Science Writers ）針對1919位美國民眾對科學和科學家之看法所作的調查，像1961年傳播學者施蘭姆【Schramm, 1961】向美國科學促進協會（American Association for the Advancement of Science）提出的研究報告，像羅根【Logan, 1977】的博士論文，都指出大眾傳播媒介是一般的大眾的科學消息及知識的主要來源。

在國內，一般大眾的科學知識也是靠大眾媒介提供，其中以報紙和電視為主【謝瀛春，民77：489；胡志成，民80:65；謝瀛春，民78】。雖說大眾媒介提供的科學知識不及學校教育的系統而完整，但是，對已離開學校的一般民眾而言，大眾媒介的確是一種既方便又不受時空限制的教育管道。根據劉源俊的研究報告【民74：VII10-12及VII19】指出，電視的科學節目觀眾多為青年學生和知識分子，而青年學生則從科學雜誌獲得一些科學知識。謝瀛春的研究【民82年】也發現，國內中學生（國中、高中）和大學生的科技知識來源，以電視、書籍、報紙和雜誌為主（依序為百分之二十點四，百分之十八點五，百分之十一點八，百分之九點四，N=1954）。

近年來，有關科學素養的研究逐漸增多，一般所謂的科學素養著重於一些科學的基本知識，像知道科學術語的正確意思、科學概念的詮釋，以及對科學方法和科學研究過程步驟之認識。有些研究則將人們對科學的正確看法、對科學家工作的認識、對科學家之社會影響等納入評估科學素養高低的項目。

有關美國、加拿大、英國及中國大陸對科學素養的研究，大都以大規模的社會調查法，詢問受訪人對一些科學知識、科學觀念之一般看法，其中以中國大陸於1990年在全中國所做的規模較大（就受訪人及問題層次而言），詳見張正倫主編的「中國公眾的科技素養」【1991】。

謝瀛春的研究【民82年】指出，學生對科技新聞資訊了解的情形不足，九題滿分十六分，全答對者僅百分之零點六（12人，N＝1954），獲十分的人數約佔一半（百分之五十一點一）。但對愛滋症、陽明山地質、及核廢料貯存場放置何種廢料及垃圾回收比率有正確認識者，較整體的科技資訊了解比率高些，從百分之六十九，百分之六十五，百分之五十五到百分之三十三不等。

早期此方面的研究偏重於問卷調查不同受訪人的看法，像人類學者米德（Mead）曾在1950年代末期對全美的中學生調查，詢問其印象中的科學家是什麼模樣，並問及「是否願意成為科學家」、女學生則問「是否願意嫁給科學家」。1957年全美科學作家協會則針對一般民眾做了一項調查，了解他們對科學及科學家的看法【Krieghbaum，1967:3】。

稍後的科學傳播研究，則以古德兒【Goodell, 1977】的博士論文較具代表性，她的論文不只透過調查訪問、深度訪談科學家，並分析科學家個人資料（像演講稿，錄音帶、相關簡報等），由此勾勒出傳統科學家的形象及現代媒體塑造的新科學家。至於海格斯壯【Hagstrom, 1965】則從社會學的角度分析科學社群（scientific community）的特質及其成員的互動。

這些研究都指出，人們對科學家的印象有刻板的看法，諸如禿頭、帶眼鏡、身穿白色實驗衣、口拙、專注工作、不善交際應酬、較一般人聰明……。海格斯壯對科學家的特殊人格傾向有詳細討論。他指出，科學社群有一套嚴格又穩固的篩選系統，其成員必須通過一關一關的考核（譬如通過論文考試、取得學位等），因此社群內的成員有相似的價值觀、做事方法及行為模式。

科學社群的圈子雖然穩固，卻因外在社會的急速改變而促使科學社群內的成員有所變、有所不變。古德兒的研究則發現了「有所變」的科學家有不同於傳統科學家的特質；他們能言善道、出類拔萃、又熱心政治和社會議題，他們不再侷限於個人的研究領域，也不只埋首實驗室中，還活躍於其他場合……。這些改變主要來自他們和大眾媒介的結合。

謝瀛春的研究（民82年）發現，我們的國中生、高中生和大學生對科學家的印象，亦大都有傳統刻板印象；如「帶眼鏡，光禿的頭，時常拿根試管或望遠鏡」，或是「頭髮很少，看似木訥，怪裡怪氣」。過去，人們對科學家近乎迷信崇拜的原因之一是，「科學知識深奧難懂，只有科學家才懂」。如今，藉著大眾媒介和能言善道的科學家，科學成為平民化的知識，人們逐漸能判斷科學給人類帶來了什麼。

1957年美國的調查結果顯示，在1919位美國人中有百分之八十八的人認為科學為人類世界帶來較好的生活，持反對意見的只有百分之三。肯定科學對人類的正面影響的人指出，醫療進步（佔百分之四十九）、更好的生活水準（佔百分之四十五）及工業技術改進（佔百分之十九）是科學的功勞【Krieghbaum, 1967:3】。

此種肯定科學價值的看法到70年代及80年代則有了改變。美國在70年代由於科學研究經費遽增（從1950的十億美元到1955的三十三億美元，從1960的七十七億美元到1965的一百五十二億美元），引起傳播界的重視，因而逐漸讓人們思考「科學萬無一失的迷思」。尤其是環境污染成為80年代的熱門話題之後，科學的價值更是受到質疑 【謝瀛春，民80：5-6及31-33】。

在臺灣，環境污染、公害問題則在民國六十年末期浮現，七十年代的反汙染運動逐漸熾旺【蕭新煌，民76】，大眾媒介的報導雖著重社會運動的角度，卻多少帶給閱聽人對科學的省思。謝瀛春的研究（民82年）則發現，極大多數的科技界人士（含科學人員、科技研究人員、產業科技人員等）及傳播界人士（編輯和記者），以及中、大學生都肯定科學的正面價值（如生活便利，增加競爭力，提高國民所得等），僅少數人提到環境污染，人情冷淡，精神空虛等負面影響。

科學新聞的研究中最多的是正確性的研究【Goodell, 1977】，至於刊登或播出的科學新聞內容及篇幅等的研究亦不少【Krieghbaum, 1967】。

摘要言之，科學新聞的版面、篇幅及份量往往不及其他性質的新聞。就報導內容來看，生命科學（如醫藥新聞）、太空科學及氣象、應用科學等居多數（這些內容亦因時代而有不同受重視的程度）。此外，新發現、新發明及新技術突破等，都是容易被刊登或被報導的新聞。至於科學獎、科學家及科技政策等，也在科學新聞中佔有一席之地。

臺灣的科學新聞一直不受重視，謝瀛春【Hsieh, 1984】的一項研究顯示，民國七十年一年的科學新聞，在中央日報聯合報和中國時報三報一年所有新聞中，所佔則數比率平均不到千分之四（中央佔0.44％，聯合報佔0.3％，中時佔0.28％）。謝瀛春的另一項研究【民80：63】也證實了科學新聞不受重視的情形。

此兩項研究前後相隔十年，尤其是民 80 年的研究，以十年前較受重視的科技政策為分析對象，並考量了全國性的重要及時效等新聞價值因素。分析結果顯示，一項影響未來經建發展的全國科技會議揭幕的科學新聞，仍上不了大部分報紙的頭版，甚至未被刊登。在分析的十一家日晚報中，刊登篇幅最多的中央日報，其刊登的版面約佔當天（共二十版）的3％，其餘各報刊登的比率則在 0 與0.3％之間。

謝瀛春於民國 80 年的另一項研究【民82年】指出，報紙上刊登的一般科技新聞份量極少；一個月當中，約有一週至十餘天沒有科技新聞；而刊有科技新聞者，其篇幅小（約四、五百字）且在不重要、不醒目的版面。倒是產業科技新聞在工商時報和經濟日報上，其份量和內容都較一般報紙的科技新聞多得多；都有上千字的詳細報導。

就刊登的新聞來看，科學家、科技政策、資訊、科學教育、能源、天文、氣象、材料等較多，而環境科學、生物、光學、植物、生命等較少【Hsieh, 1984】。在另外一項研究【謝瀛春，民82】中，應用科學、氣象、核能、環境污染的新聞則佔較多份量，不過其內容均側重非科學的主題，對科學的知識著墨少。

謝瀛春【民80年：94-100】分析民國六十五年丁肇中獲諾貝爾物理獎及民國七十五年李遠哲獲諾貝爾化學獎的科技新聞，發現臺灣報紙處理科學家獲獎的新聞之方式十年前後無多大差異；均強調非科學的角度，以人情趣味、個人背景為報導重點，對科學家的研究及其獲獎之科學原理著墨極少；在十餘篇至三十餘篇的新聞或特寫或專欄中，僅一或二篇談到丁肇中及李遠哲的研究理論。謝瀛春分析民 80 年人造衛星建造計畫的新聞指出【民82年】，報紙的報導重點多在人事的爭論內容（如贊成與反對者的發言），而對整個人造衛星計畫的介紹、分析，則缺乏系列報導及整體說明，無法讓讀者了解其科技層面。

除了偏重人物報導之外，爭議性的科學新聞在中外的媒介上則較受青睞【Goodell, 1977；謝瀛春，民80年】。而臺灣在近十多年的自力救事件中，環境科學新聞總是摻雜了爭議雙方僵持立場的報導，而置科學事實於一旁不報導【謝瀛春，民80年：43】。

其實，透過大眾傳播媒介報導科學資訊，確實不易。新聞從業人員（編輯和記者）多數都面臨過處理科技新聞的困難，像專有名詞太多、生澀難懂、新聞性不夠、查證困難、報社不重視、讀者不感興趣等，都是相當普遍的。

科學新聞的報導是專業新聞（specialized news）的範圍，報導時困難遠比一般新聞（general assigment）多，以下的七項特點正是其困難所在。

（一）、科學的不確定性及爭議性

現代社會的科技訊息常讓人難辨是非，許多科技問題本質上隱含了四種要素【Kowal, 1980: 313】：

1. 高度技術性的科學議題常有正反兩派的專家持相異的看法。

2. 科學爭議的問題常常懸而未決，且爭議不斷。

3. 爭議起因於人為問題，而非科學事實。

4. 無論你站在爭議雙方的那一邊，結果不是為人類帶來大禍就是帶來大福。

對科學本身這些矛盾、不確定的特質，連科學家都會因所學不同而有不同程度的偏見（bias），那麼對只有中學程度（註：我國目前報紙的讀者對象多以國中程度者為讀書群寫作參考）的一般大眾而言，如何判斷並做決定呢﹖尤其是有些高科技研究結果的爭議，其事實真相及影響往往需經很長的時間才塵埃落定有所定論【謝瀛春，民77年: 489】。這對講求時效的新聞報導而言，就更不易做到「正確」了。即令如此，報紙仍有責任向讀者報導並解釋科學的新發展【Thorn & Pfeil, 1987: 3】。

從科學報導的角度來看，不確定性(uncertainty）及爭議性（controversy）本質上就具有新聞價值－－人們感興趣的題材。但是，就科學講求「放諸四海皆準」的標準而言，許多科學新的題材因尚未獲致驗證或定論「不值一提」。如此一來，科學新聞內容的「正確」則是在有條件的情況下才成立，而非「絕對」的無誤。

在新聞學的理論及實務中，科學新聞的正確性受到的批評、責難，長久以來一直遠多於其他類別的新聞，主要原因之一即在科學的不確定性及爭議性的本質。

（二）、科學領域廣泛

科學領域涵蓋範圍廣，像自然科學包括物理、化學、生物、醫學等等學門，而工程科學包括土木、機械、電機、電子、電腦等等學門，這些都是一位科學記者的採訪範圍。此外，有關的科學政策、科學事件、科學人物、科學教育及科學獎等都是科學新聞報導範圍。如此廣泛的對象，如此分工專精的學門，教一位科學記者如何不報導錯誤﹖

且拋開截稿時間的限制不談，即使是學科學的人對自己專長之外的科學領域所知亦有限【Hirsch, Kett & Trefil, 1987: 148】，更何況多數的科學新聞記者都是學人文的，其科學知識則更有限。

（三）、科學新聞記者缺乏科學素養

一般而言，科學新聞記者的科學素養貧乏：科學記者不只是缺乏基礎的科學知識，無法吸收、理解採訪對象的解說，更無法判斷科學家所言的真實性及正確性；也缺乏邏輯思考訓諫，因此，在報導及寫作上常有因果關係倒置的情形。

因果關係的倒置不只表現在科學新聞中，也普遍表現在其他類別的新聞報導。但是，對講求科學研究步驟、過程的科學家而言，原因與結果關係的顛倒是「不可原諒」的錯誤。事實上，此種因果關係的倒置有兩種情形；一是修辭上的缺失：誤用「因為、所以」或「由於、因此」等詞句，另一是對報導主題因與果的認知錯誤。後者則緣於科學素養的不足或缺乏所致。

長久以來，多數的科學科學記者都是由唸人文科系畢業的人擔任；早期的科學新聞記者均由文教記者兼任，此情形中外皆然【于衡，民59年：214; Krieghbaum, 1940 &1967及Dunwoody, 1978】。近年來，科學新聞記者的教育背景仍以人文科系者居多【Hsieh, 1984及韓尚平，民79年】。謝瀛春的研究【1984: 108-109】指出，七位科學記者中有兩位學理工的，五位學人文或法商。韓尚平於民國79年6月19日在中華民國科技記者聯誼會會員大會時所做的調查，發現21位科技記者中有五人是理工科系畢業【民79年：619】。

由於學校教育將人文及科學科目分化過早，使大學及專科畢業生對科學或人文知識相當陌生，而且多數人離開學校後缺乏吸收系統知識的機會，也無接受再教育（continuing education)的習慣，久而久之就成了科學文盲或人文文盲。這種現象在史諾【Snow, 1980】提出兩種文化現象時的1959年很明顯，在1997年的今天仍然很普遍。

尤其是國內新聞界，普遍缺乏制度化定期員工在職進修計畫【政大新聞研究所，民78年：1-2】，這對每天面對不同科學領域的科學新聞記者而言，沒有機會進修，無疑是科學新聞報導品質不易提昇的先天限制。在此情況下，科學新聞記者的科學素養，只有靠個人在工作之餘孕育提昇了。

（四）、科學新聞記者的偏見

「公正客觀」的報導一直是新聞專業意理的主流【李金銓，民72年：45-49】，近年來，新聞記者主觀立場的界限問題，再度成為新聞學理探討的主題之一。但是，嚴格來說，公正平衡地報導事實，仍是大多數新聞記者恪遵的原則。史密斯【Smith, 1973】的研究指出，環境新聞報導錯誤的原因之一是記者的偏見，此種偏見對新聞報導的傷害遠大於記者素養不足而造成的錯誤。

近年來，國內也有類似史密斯研究的發現；環境新聞記者立場偏頗，介入新聞事件，有導演新聞或對新聞事作推波助瀾的鼓吹。過去十年台灣許多與環境問題有關的自力救濟事件，或是消費者運動中，都有記者涉入較深而不單純是報導新聞而已。隋安德的論文【民77年】就發現，消費者文教基金會成立初期，有新聞記者因涉入較深，而在報導「蝦米含螢光劑與否」的事件時失去了客觀的立場。

「鼓吹者」的專業意理在國外科學新聞記者圈中並不普遍，即使有個人的偏見，也常因科學記者的自我反省和彼此研討而有所節制；他們在報導新聞事件時，仍秉持正反意見並陳、各種意見給予公平發表機會等原則，在新聞寫作及報導中也不發表記者個人的意見。至於記者個人對新聞事件的主觀立場，則在報導新聞之外的場合或私下表示【Technology Review, 1980】。

但是，國內的環境新聞記者過去則有些人即主張「鼓吹者」意理，並在以往的環境保護運動中扮演推波助瀾的角色；不只是個人「參與社會運動，關心社會問題」，且在報導中表示立場，而失去公平客觀的立場。這種參與社會運動的報導也引起大眾傳播媒介的注意，使記者個人及其報導成為新聞專題報導的人物和熱門話題。像遠見雜誌【曹郁芬，民77年：120-123】、新聞學人【甯育華、楊銘郎等，民77年：18-19及21-27】及新聞鏡雜誌【民78年，第12期】等都曾詳細剖析這現象。

由於科學新聞往往涉及許多專門知識，如果扮演守門人的記者立場偏頗，刻意或不自覺地篩選新聞，那麼讀者能獲得的訊息則有所偏失，更不易據以判斷作抉擇。像蝦米螢光劑事件是一例，像核能電廠的安全性又是一例【李瞻、王石番、謝瀛春，民76年】。

（五）、新聞作業程序易生錯誤

新聞處理強調的是「最新」與「多樣」，因此截稿時間及有限的版篇幅，往往使記者無充裕時間詳盡地報導一件事，而造成許多新聞讀來不深入。有時候，即使記者有充裕時間撰稿，也因新聞比較（有更重大的事情發生）而將一篇完整深入的文稿截頭去尾擠上幾欄的版面刊出，甚至完全沒有刊出的機會。然後又因時效已過，那篇文稿就永無刊出的機會了。科學新聞常因時效及有限篇幅的因素而失去完整刊出的機會。即使科學記者能稱職地報導科學消息，但是，無法完整刊登就容易出錯，再加上編輯對文稿內容的專門知識不足，更易「截錯頭去錯尾」而造成錯誤。事實上，許多科學新聞的錯誤是編輯造成的；錯誤不只出現在標題（由編輯製作），也出現在新聞內容。

新聞作業過程是造成科學新聞錯誤的一個原因已獲多數研究證明，而且中外皆然【孫曼蘋，民65年；Krieghbaum,1967; Logan, 1977及Goodell, 1977】。古德爾【Goodell, 1977】更詳細指出，新聞取捨的標準、報紙每天出刊的作業流程以及編輯的守門角色常常是科學新聞天生易錯的不可避免因素。她認為新聞價值的取捨標準中：吸引讀者注意力、具備「5W1H」要素（Who, When, What, Where, Why & How）之外還需「驚人」(Wow)強調新聞事件的發展及其意義等標準，註定會歪曲訊息。

（六）、科學家的敵對態度

古德爾的研究【1977：128】指出，由於科學家忽視其與新聞界和一般民眾溝通的過程，而導致其對新聞界敵視心態，所以說，科學家應對其處身的錯誤的科學新聞環境負些責任。她認為科學家與科學新聞記者的關係是惡性循環的；科學家不願提供資訊，記者報導的錯誤增加，而科學家因而更退縮、不願提供消息……。如此下去卻使得少數愛講話的科學家上報機會更多，而使其他科學資訊相對減少。

國內多位科學新聞記者在一項研討會中亦多次提到，科學家不願與新聞界合作，使科學新聞報導更困難【政大新聞系所，民65年：5-9及34-35】。而古德爾指出科學家退縮不願提供訊息給新聞界的情形，也普遍存在於國內的科學界。有科學家認為「學術界的主要工作是做研究，誰有責任對外發佈新聞，否則同行會說某教授愛出鋒頭、吹牛皮……」【政大新聞系所，民65年：33】

事實上，不只是科學家的不友善或不合作態度有害於科學新聞報導的正確性，太友善或積極主動與科學新聞記者接觸的科學家也可能造成科學新聞的錯誤。古德爾的研究【1977】有此發現，國內的資深科學新聞記者也有此經驗；政大新聞系所主辦的研討會中就有多位記者和專家提及：錯在訪問「錯誤」的人而造成新聞報導錯誤，這些「錯誤」的人也是學界的專家【民65年：11-13及24-36】。此外，學術界一樣有濫發佈新聞或濫發表學術報告的情形【民65年：35】。

古德爾【1977】研究美國知名度高的科學家時發現，有些得過諾貝爾獎的科學家頗會利用大眾傳播媒體「促銷」自己的理念，其促銷的理念不侷限於科學知識，也擴及環境問題、節育問題及人權等問題。近年來，國內也有此現象，不只限於科學界的學者專家，也包括學術界其他領域【謝瀛春，民76年：953】。

芝加哥大學的動物學家，也曾是AAAS (the Americasn Association for the Advancement of science）會長帕克（Thomas Park）認為【Science News Letter, 1961：3】，科學家有責任將其科學研究的發現向一般大眾報告，而且他應該讓一般的外行人懂他的報告（表達的語文必須是外行人懂的）。此外，他認為科學家有責任以公民身分發言，但是在其專長之外的觀點不應自視為專家。就如帕克自己說到核能發展的影響時應被視為非科學專家的觀點，「因為核能不是我的科學專長，我只是一個常識豐富而關心公共事務的老百姓。」

這些透過大眾傳播媒體傳播自己觀點的學者專家，有意無意間表示自己立場，並試圖影響他人。就其專業領域而言可能是權威，但是超乎其本行之外時就像一般民眾而非專家。對國內的科學新聞記者而言，此方面的顧忌較少：因為普遍而言，多數的科學家對新聞界尚停留在避之唯恐不及的階段，而且根據孫曼蘋的研究【民65年：90】科學新聞的錯誤亦偏高，完全正確者僅達25.5％。

謝瀛春的研究【Hsieh, 1984：123 & 157】指出，科學家和新聞記者的接觸增加有助於科學新聞錯誤的滅少。孫曼蘋的論文【民65年：92-93】亦證明，「經常和記者接觸的新聞來源，有關他們的新聞報導正確率最高……。」

（七）、一般大眾的不重視

科學消息的流傳受多種因素影響，其中之一即是閱聽人的興趣和習慣【Cronholm & Sandell, 1981：85】。古德爾【1977：135】也認為，許多人根本不看科學新聞。此外，由於讀者在接收、記憶訊息等，受選取、重組和歪曲等心理機制（psychological mechanisms）的影響，科學新聞難免被歪曲。也因此，使科學新聞的正確性不易提高。

國內也有新聞工作者（編輯或主管）及科學家都認為「科技新聞的普及率，是『市場供需』的問題」，或認為多數讀者不需要科學新聞【王慧、夏幼文，民77年：44】。此種論調與美國報業史上的黃色新聞作風相當類似，也與煸情主義（sensationalism）的主張無異；迎合讀者的感官需求，而不考慮「有所為有所不為」的道德倫理規範，完全將媒體的教育責任拋諸腦後。

早斯報業發展的歷史中，自由報業的立論之一即在供需的市場觀點，理論上需者必須有選擇的能力，實際上呢﹖誠如李瞻書中所說【民61年：25】：「……由於多數讀者的低級趣味及鑑別能力的不足，致使莊重的新聞報導，正確的合理批評，未必能獲得多數的信賴和支持。反之黃色新聞的渲染，捕風捉影謠言，以及偏激與不負責任的評論，反而往往最能迎合大眾的興趣……」

從黃色新聞的沒落和社會責任論的興起【李瞻，民61年：664-671及25-26】之報業發展歷史來看，「讀者需要，報紙供給」的經營理念是不夠的；由於現代的傳播媒體所扮演的角色已不只是提供資訊、提供娛樂，還有更積極的教師色彩【徐佳士，民62年：52-54】。根據蓋絲提爾【Gastel, 1983：3-5】的觀點，科學資訊的讀者群相當多，而且分為不同層級；有些對科學有高度興趣，有些對科學所知不少，有些雖然對科學不關心卻需要相關的資訊，有些則是一般的讀者。不論他們對科學的興趣如何，不論其科學的知識水準如何，這些人都是科學資訊的傳播對象，千萬別低估他們吸收科學的智力。

雖然科學新聞的困難很多，世界先進國家的傳播媒介卻愈來愈重視的一類新聞，像瑞典的電視在1970年代播出的科學訊息就增加了100％【Cronholm & Sandell, 1981：86】。而美國專事通俗科學寫作的人（包括科學新聞記者），在1980年代初期就遠超過五千人了【Burkett, 1986：3】。

國內科學新聞長久以來相當不受重視；在版面處理、篇幅大小、內容主題的完整和深入，以及寫作表達用字遣詞等方面均嫌不足，亟待改進。此外，近年來我國科學新聞還有下列現象【謝瀛春，民80年】：

（一）、在台灣科學新聞普遍不受重視；媒體負責人、主管及編輯不重視，科學家不願和記者溝通，讀者不重視，使科學新聞記者難以發揮，因而在報社、同僚及社會上未受到應有的重視。如此循環下去，科學新聞始終無法在媒體上佔一席之地。近幾年的科學版，多以專文呈現，其通俗性不足，對科學普及的助益實在不大。

（二）、科學新聞受社會風氣影響，不可能自外於社會運動之外。因此科學新聞記者也像其他路線的記者，難免有主張「鼓吹者」意理的報導立場，甚至介入社會運動或科學爭議事件。

（三）、正確、完整、公正、平衡的報導水準不足。科學新聞記者深受媒介大環境的影響，偏好泛政治化、批判、主觀的報導方式，以誇大手法報導政治導向、經濟導向的科學新聞；偏重科技行政、人物、科技應用及趣味性等題材，而對科學知識、科學研究的素材則有所偏廢或錯誤。

（四）、科學新聞因編輯的科學知識不足，或因其對科學新聞重要性、顯著性等新聞價值判斷的錯誤而有不完整、錯誤的情形。此點與國外的研究發現相似；編輯對科學的了解顯然不足，因此常不能掌握科學的最新發展。但產業科技新聞的編輯（如工商、經濟兩報的編輯）則屬例外，他們大多能掌握狀況。【謝瀛春，民82年】

（五）、迷信、反智、反科學的報導充斥各媒體，而科學新聞的讀者一直不曾被照顧，其潛在讀者亦不曾被培養。因此，全國上下對與科技有關的政策、事務，無法做正確獨立的判斷，更無法做睿智的抉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