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李英明、羅曉南
壹、資訊科技對國家、經濟和企業的影響
隨著資訊科技的發展和進步，知識被資訊化，而訊息知識（information-knowledge）被認為成為社會主要的生產力以及經濟資本。知識價值論（knowledge
theory of value）取代勞動價值論成為人們瞭解社會經濟運轉的主要依據。與此同時發生的是，實用主義與生產力主義（productivism）的知識觀蔚為主流。
將訊息知識應用到經濟企業的生產與管理中，被認為是提高生產效率和生產力的不二法門。傳統的馬克思勞動價值論強調,直接的體力勞動是創造剩餘價的主要甚至是唯一的來源;不過,依哈伯馬斯（Jurgen Habermas）的看法，十九世紀下半葉以來，特別是二次大戰以後，科學和技術進一步結合，成為資本主義社會主要甚至是唯一的生產力，如此一來，科技也成為高度發達的資本主義社會抑或稱為工業社會剩餘價值的來源，而傳統的馬克思理論也就因此失去了現實的意義。不過，當科技成為社會生產力和剩餘價值的來源時，科技也相對的成為維護資本主義制度和統治權力的槓桿，其中不只是科技意識成為政治意識型態以及社會集體意識的主體內容，而且科技官僚體制也被認為是國家或企業應該有的合理組織。於是，科技失去了原先馬克思所期待的解放角色，轉而變成了維緊既有制度和權力利益的保守角色。
遠從十八及十九世紀交際時，聖西門（Saint-Simon）就從技術主義的角度建構社會發展觀點，他認為技術進步或革命是社會變革的主要動力。這種觀點將社會進步幾乎等同於技術進步，並且逐漸成為十九世紀以來西方普遍的看法，此外，這種看法被賦予某種目的論式的史觀內涵，認為隨著技術進步，人類社會已經逐步揚棄或超越傳統的社會，進入現代的社會，這是一種應然甚至是必然的趨勢。而這種從傳統到現代的發展模式和過程，更被擴大跨越西方世界，形成一種以西方為中心為模本或為取向的對非西方世界社會歷史發展的詮釋方式，認為非西方世界應該而且必須按上述模式發展。與這種西方中心的社會歷史發展觀點相對應的是一種通過社會達爾文主義為中介的帝國主義理論和實踐的出現：因為西方比其他非西方世界率先進入了以科技發展為主體的現代世界，那麼西方世界不管在道德上或權力上，都應該有相對的優位，而如此一來，西方對於非西方各種形式的控制和侵略就被視為是合理而且正當的。
目前資訊化知識已成為國際經濟大循環的主軸，而資訊化知識的商品化範圍，跨過民族或國家的界限，國際社會從過去競逐領土，天然資源，逐漸演變成為爭奪「商品化的資訊知識」的主導權；國際會中國家間的貧富差距，也逐漸由是否掌握資訊知識的主導權來加以區隔，而在這種區隔背後，又以達爾文主義作為辯護，並且賦予這種區隔一種等級關係，把商品化資訊帝國主義視為當然，而被納入這個網絡的國家地區，被迫必須靠著掌握資訊知識主導權的國家所提供的訊息來建構其集體記憶、社會集體想像和群體認同等，弱國用以對抗強國的民族主義內容將顯得蒼白和軟弱；而在這種情況制約下，弱國如果要重建對抗其他國家的意識型態基礎的話，就必須回歸到宗教的訴求上，甚至走上某種宗教基本教義的方向去。
從科技主義進一步延伸就形成生產力主義，從而認為社會生產力的不斷提高是克服社會匱乏，促使社會和諧與進步的關鍵。而與生產力主義相關連的是泰勒主義（Taylorism）的形成。泰勒主義強調，要提高生產力，就企業內部而言，最重要的就是使生產合理化、有效率以及有計劃。而所謂合理化，主要指企業內部的智力與體力勞動的分工，這種分工不僅是技術性的分工，而且應該呈現等級結構，智力工作者在權力與道德上，都應該比體力工作者來得優位，亦即後者應該從屬於前者的指揮管理之下。如此一來，企業內部的運作走的就是制度主義和精英主義，建立分工體系，並把管理權放入智識精英的手中，讓精英按計劃來經管企業。把這種觀念進一步應用到社會整體的話，就形成社會泰勒主義。這種觀點主要是將社會分成從事體力和智力勞動兩個階層，這兩個階層間是前者從屬後者的等級關係，後者在權力和道德上都優位於前者。
其實這種社會泰勒主義幾乎就是技術官僚主義（technocracy），把社會看成是一個大工廠般，應該被安置在技術官僚的管理之下。於是，所謂科學的系統分析取代了政治，技術專家憑藉其科技能力和條件來有計劃的治理社會，這樣的社會才是合理化的社會。科學技術與社會合理化操作之間幾乎劃個等號，科技的發展被客觀化成為維繫社會秩序與進步的基礎。而隨著資訊科技的發展，社會的勞動主義化與機械化獲得進一步發展。資訊被視為是組織以及經營任何事物的必要條件，任何社會被認為都應該是資訊社會，任何組織則應該是資訊組織，沒有資訊，任何事物都沒有任何意義。擁有資訊技術能力甚至是資訊知識主導權的人，就是「知識精英」，應該擁有權力與道德上的等級優位。
在另一方面，近代以來隨著科技主義和生產力主義的發展，「成長」變成是人們面對社會時相當單向度的思考方式，於是追求生產力、國民生產總額、總體經濟剩餘的成長就成為總體施政的最高目標之一。而隨著資訊社會的到來，追求資訊本身，以及與資訊有關的部門專業的擴大成長也順理成章的變成總體施政的最高目標之一。伴隨著這種成長主義而來的是企業和政府政策的量化，為追求成長而生產，為追求成長而作經濟資源和人力的配置，而這些作為都被轉化為種種量化的指標來表現。 |
